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正在神州涌动。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最深刻的自信是文化的自信，保持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是自立于世的根基。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带着分析的眼光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扬弃，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四库全书亦应持此态度。
《四库全书总目》是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产生的一部目录著作，它由数十名学有专长的篆修官分头撰写，后来经过纪昀、陆锡熊等人考核增删，反复修改而成，前后历时20余年。这部凝结着众多学者的心血和反映当时学术水平的著作，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也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学著作的得失利弊，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论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辑在清皇朝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主持工作者又有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因此，对古籍的处理、分类并不都是很客观公正的。其中有许多书的版本并没有彻底的摸清，有些书则根本没有见到。同时，这个工作的范围也很广，工作人员水平也不一致，因此存在的问题很多。
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在三方面存在问题。
一、书目提要的撰写包含两方面问题
其一，不注明版本。编撰《四库全书》时，篆修官曾经在版本鉴别、比较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原则是“诸书刊写不一”者择其善本，“增删之本不一”者择其足本，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库全书》的质量。但《总目》对《四库全书》所收各书，却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其版本情况，只是“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著其家藏本，以不没所自”而已。它未能直接注明版本，无疑是一个无可挽回的缺憾。由于上述原因，读者随取一本，以为即此书，却不知文有异同。后来两次校对《四库全书》所发现的诸多错误，就有不少是由于版本不同引起的。
其二，定论草率。由于编辑《四库全书总目》的人太多，难以一一检核，出错在所难免。如《永乐大典》提要，在叙述《大典》保存情形时说，归原本于南京，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后来正本与副本并毁。其实，明末时，正本被毁，副本幸得以基本保存下来，后于清初移贮翰林院典籍库。《总目》编辑者没有认真查阅有关材料，草率下笔，造成史实上的讹误，致使后世学者以讹传讹，难分真假，直至上世纪30年代才得以澄清。
二、体系的分类不够完美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
其一，在设置的类目中，有些不尽妥善。如“谱录”一类，在唐代以前的目录著作中都不存在，于是把有关谱录的书分入其它类。《总目》设置的“谱录”也是缺乏科学性的。《总目》强调的是书的题材，并不注重书的内容，因而所收范围相当庞杂，包括了考古、文具、食品、手工业、动植物等等。就连《总目》编者也说不清谱录类的收书范围，只说“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
其二，某些项目界限不明。比如杂史类的收书范围很广，“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篇；或但述一时之见闻，袛一家之私记”之类的著作。造成类目之间牵连不清的问题。
其三，有些书籍的归类不够合理。例如，《总目》说“记载金石者无可归类”，却没有把其单独列为一类，而是附入目录类后，并解释说“盖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也”，这显然不够合理。又如，《山海经》应属于地理类，却把它归之于小说。还有，《元明事类钞》应当归入史钞，却置入杂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也是不尽合理的。
三、小序欠缺公正性
由于封建阶级立场的限制，《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正，阶级烙印清晰可见。比如，在谈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的著作时，虽然也承认“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却极力贬低儒家以外的一些学派。《总目》对《汉志》的一些论断提出了不同看法。作为学术问题，当然可以提出异议。但是《总目》完全站在维护儒学正统的立场上，一味排斥其它学派，显然不足为取，也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如此，但《总目》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渊源流变所做的总结、评判，还是值得充分重视和需要借鉴的。
《总目》的思想内容上亦存在一些欠妥的地方。
《四库全书总目》是产生在十八世纪中晚期的一部大型目录著作，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书，都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表露出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尊崇儒学，提倡封建伦理观念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便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反映到目录学上，自《七略》以来，无论史志目录，各种目录，其分类排列都无一例外的把儒家经典列于首位，《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如此。并且，为了适应封建社会末期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总目》把儒家经典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而且对异端思想的排斥抨击更为严厉苛刻，对伦理纲常的宣扬也更加不遗余力。
在大肆贬低儒学内部异端思想的同时，《总目》编篡者对佛、道、天主教之类的“外教”著述以及词曲一类的“倚声填调之作”采取了极为轻蔑的排斥态度。这是与尊崇儒学相辅相成的，是《总目》对封建伦理观念的大力提倡。《总目》编纂者继承统治者的意愿，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乾隆41年，封建阶级为了表彰忠义，在全国范围内对明代“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的忠臣义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赐谥活动。并将所有赐谥人名汇成一编，题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钞入《四库全书》。《总目》编篡者便利用为此书作提要的机会，竭力捧吹清统治者表彰前代忠臣之举。
二、重道轻艺，鄙视科学技术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历来轻视生产劳动，鄙薄科学技术。在封建阶级看来，“礼、义、信为治民之要”，而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则不仅不受重视，还往往被视为“奇技淫巧”，长期遭到冷遇和摧残。《总目》也十分突出的反映了传统儒学重道轻义的倾向，宣称“圣朝编录遗文，以阐胜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科技著作自然也就无关紧要了，导致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都未收入《四库全书》中。例如，总结生产技术的《天工开物》，《永乐大典》中的《种艺必用》等。《总目》虽然收录了一些介绍西方天文、历算、数学、水利方面的书籍，但也仅仅是少量点缀而已。
三、封闭自大，不重视了解外部世界
秦汉以后，中国一直以其强大的政权，先进的封建文化，灿烂的古代文明，领先于周围各国，长期保持着显赫地位。中国士大夫很早就产生了“中央大国”的优越感，并逐渐积累成带有封闭自大倾向的文化特征。反映在《总目》中，就是极不重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总目》编纂者对西方传教士编著的介绍外国地理、风土人情的说法，大多视为“奇闻”。例如，《职方外纪》记述了五大洲地理及各国风土人情、气候、名胜，是当时地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介绍了一些地理学上的崭新知识。然而，《总目》编篡者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仅仅出于“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考虑，才收录其书。《总目》对某些外国地理书籍的评论，有时完全评着主观臆断，结果当然不免错误。例如，《坤舆图说》介绍地理，包括南北两极，五大洲及各国情形。《总目》编篡者无法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知识，硬以《神异经》一类荒诞不经的传说与之比较，说该书不过是传教士“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总目》所反映的封闭自大，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外，与当时政府实行的愚昧落后的闭关自守政策，也是不无关系的。
《四库全书总目》较好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汇众书为一书，把传统目录学推向高峰。但是，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色彩、阶级的烙印。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资溪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