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期间，其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要素积累一集约管理一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二是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一工业一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三是与不同阶段相适应的政府角色，从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到集约化增长阶段的“市场化价格调节”，到创新增长阶段的“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的转化。

 

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生产要素(资源、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还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不同的要素投入和技术组合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法，一般可分为粗放型(或称“增加投入型”、“投资驱动型”)与集约型(或称“提高效率型”、“创新驱动型”)两大类。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基本上是一种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即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后者基本上是质量和效益型的经济增长，即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有：技术的充分使用、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源转移(如由农业到工业)、管理改善、产业组织和经济制度创新等。

 

纵观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其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古典增长阶段”和“现代增长阶段”；每个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共四个阶段。

 

 

1．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l760~1860年。此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水力及蒸汽驱动的机械操作和专业化生产替代了工场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机械制造、铁路及航运业成为经济的创新部门；个体或合伙的工厂制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经济相比，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新兴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剩余农业人口而获得，此增长方式为“劳动力投入驱动型”。

 

2．大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860～l910年。其主要特点是：重型机器替代了简单机械，完全实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国家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革命基本完成；钢铁、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工成为新的经济领涨部门；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此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而获得，此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投入驱动型”。

 

 

1．管理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为1910～1970年。其主要特点是：随着生产流水线的运用，大规模的精益生产与销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石油、民用消费及服务业成为经济主导部门；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随巨型企业的发展，福特制和管理层级成为流行的组织方式。由于两权分离带来的“经理革命”以及福特主义的盛行，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从资本投入驱动逐渐转向“管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2．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服务业、金融和高科技(电子、电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经济创新和领涨部门；教育、研发以及与提高人的质量相关的投入增大。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为“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驱动型”。

 

 

1．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或客观条件为基础，人们不能超越。

 

2．在工业化早期，各国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粗放型增长期。但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从劳动、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管理、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型，即体现为“要素积累一集约管理一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发展的集约化程度和创新程度越来越高。

 

3．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一工业一服务业的变化过程，服务业的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早期是与物相关的服务业，如物流；后期是与人有关的服务业，如教育、医疗)，是一个历史趋势。当前在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中，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仅为2％；制造业为20％左右，而服务业则占70％左右。

 

4．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5．一个经济体虽不能跨越自身发展阶段而随意选择某种经济增长方式，但可通过努力(如技术进步、企业家创新、制度完善、政策调控)缩短从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的时间。这对后起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例如，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从产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向集约化转变，时间长达200年。而日本是后起之秀，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间约为100年。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从1948年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40年的时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间的缩短，既与后起国家经济主体的“干中学”效应有关，也与国家的政策有关。

 

 

经济增长从数量扩张粗放型向质量效率集约型的转变，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而效率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证明，市场和政府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可起到互补的作用。

 

1．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效率问题，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发达国家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促成其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高效率、高技术产业的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从而不断吸收各种资源流入，使该产业获得高速增长；而低效率、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则与此相反。市场机制的这种力量，推动了农业资源向工业的转移和工业内部的重化工业化、深加工化、知识技术的集约化，以及国民经济结构高服务化的趋势。这里所谓的市场，不仅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战略，还是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都证明，经济开放不仅可带来贸易、投资收益，也可带来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促进本国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2．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后起国家尤其如此。发达国家近200年的经验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并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例如，在19世纪晚期，美国和德国政府通过政策扶持，率先建立了电气、石化、钢铁及后来的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终于成为新一代“技术—产业范式”的领导者。战后的日本也从这些产业突破，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并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干预下通过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快速提高了其经济集约化的程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领头羊，美国政府成功地抓住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及时和适当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经济发展找到了新动力，创造出其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政府的作用还表现为通过各种政策，校正“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错配，并为生产效率提高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的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已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但连续十几年重化工业化战略也带来了负面问题，例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追求重化工业所体现的规模经济效益导致产业与人口过度向“东京圈”集中；世界能源危机对日本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日本政府于1971年提出《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开始将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型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后工业化型结构”转轨。之后其又及时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以研究与开发为基础，促进所有产业领域的工艺技术升级换代。1979~1985年，日本GNP增长了26．5％，原油进口却减少了30．6％，这说明日本实现了由资本积累型增长向创新型增长的转交。

 

3．不同增长阶段政府干预手段的变化。在工业化早期，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直接数量型干预的过程，这对于赶超型国家尤其如此，可在较短的时期间实现要素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增长阶段向集约化的转型，发达国家政府基本放弃了“直接数量型干预”，而是通过市场化价格调节，辅之以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当代，随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的素质或质量成为新时期的最重要因素，各国政府都把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如加大科研投入、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但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政府并非万能，它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

 

 

1．我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特殊国情。与上述一些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特殊性，一是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但储蓄率却很高。二是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中，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已经出现，正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但同时仍然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面临着将社会人口中的大部分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三是与商品价格市场化不相适应的长期政府动员型要素积累、全社会补贴工业化等，造成了要素价格的扭曲。

 

2．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面临着体制上的难点。一是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并且很多地方政企不分。二是税收的重要来源是流转税，并且一半以上来自于生产型的增值税，这使得各级政府非常关注产值的增长。三是以GDP的增长为政绩的评价标准，导致政府以数量扩张为目标。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向产值和数量扩张方面倾斜，由此造成煤电油运紧张、生态环境破坏、国际贸易摩擦等，而GDP增长质量较差。

 

3．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来转变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教兴国作为长期国策，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鼓励用新的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既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更要突出自主知识产权；既要加大基础教育，又要提高科研投入。二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服务业经营分散，规模偏小，缺乏一定的行业标准，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加快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重点应放在生产型服务业形成规模，提高档次，确立我国服务业标准等方面。三是消除要素价格扭曲。目前我国对重要要素价格进行国家管制，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型战略结合的结果。要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其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四是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的过度依赖。一方面，要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利；另一方面，履行政府应有之责，建设有效政府。此外还应完善各级政府的评价指标。五是健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对提高人口质量的公共财政支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