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顺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提出的重大战略，也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历史地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这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单纯强调GDP数量的增长，而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解决结构、质量和效益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把“增长”改为“发展”，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改动不仅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且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导向作用。

 

 

增长是在原有基础上量的加多，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增长方式是实现增长的方法和形式，发展方式是实现发展的方法和形式。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经济学很少使用经济发展一词。20世纪40~50年代，经济理论研究中曾经把增长与发展视为同一概念。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后来，由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经济学家认识到，将二者割裂开来，并认为经济增长只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只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指产出数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核算通常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个重要指标。这三个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国内生产总值是总量概念，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速度概念，它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综合指标，也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指标。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者都非常关注经济增长指标。然而，如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就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和重大损失。

 

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即从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则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增加，也包括结构、质量、效益、就业、分配等质的变化过程。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发展的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技术、结构、质量、效益、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转变。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论述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改观。但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切矛盾和问题，譬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不协调的问题，尤其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问题比较突出，归根结底是这个基本矛盾的直接或间接反映。不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差距、社会保障和资源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全方位得以推进。因此，科学发展不仅不能排斥和低估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要把经济发展作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环境的基本手段，作为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四位一体”的发展体系要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客观上要求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虽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片面追求，并不必然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曾经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状况尤其值得我们警觉。只有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上，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最近，江苏省提出既要温饱又要环保，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东北三省拒绝“黑色”GDP；山西明确不要带血的GDP；浙江也开始从“成长的烦恼”中猛醒，说明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符合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要求。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发展成世界经济大国。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至到2000年的98001亿元和2006年的209407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6年，按汇率折算的世界GDP总量48．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9％，总量列世界第4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英国、法国之前，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与德国、英国和法国差距较小。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06年中国GDP为9．9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1％，总量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排在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前，与排在前面的美国和排在后面的日本均有较大差距。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2001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4．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7598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60％。工业增加值从l978年的l60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40034亿元和2006年的9035l亿元，工业占GDP的比重大体保持在43％左右。

 

一个经济强国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占有一定优势，而且要在经济发展质量上起到引领作用。我国正处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时期，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是，我国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关键技术长期依赖国外，许多重要产业和产品的研发、营销、品牌为外国企业控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世界影响、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企业不多，产品合格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国内接连出现了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药品、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出现一些危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问题，一些问题产品相继被曝光。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世界经济强国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上述问题既是我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须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树立中国制造的优质形象，让中国产品赢得国内外的信赖，真正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飞跃。

 

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积累，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密切相关。最近一轮经济增长，我国要素投入和消耗绝对量连年快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的绝对量过大。2006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24．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3％。其中，煤炭消费量23．7亿吨，原油3．2亿吨，天然气556亿立方米，水电4167亿千瓦小时。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4．5亿吨，铜372万吨，铝865万吨，乙烯939万吨，水泥12．0亿吨。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1.21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1.23％，没有完成4％的约束性指标。

 

我国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过大，废弃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2005和2006年，全国废水排放量连续两年超过500亿吨，化学需氧量连续两年超过140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连续两年超过2500万吨，2006年分别达537亿吨、1428亿吨和2589万吨。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40％左右，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应地，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日趋严重。2006年，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在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际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V、V、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60％。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27个国控重点湖(库)中，V类水质的湖(库)5个(占19％)，劣V类水质的湖(库)13个(占48％)。其中，洞庭湖、鄱阳湖、巢湖水质为V类，洪泽湖、南四湖、达赉湖、白洋淀、太湖和滇池为劣V类。西湖(杭州)、东湖(武汉)、玄武湖(南京)、大明湖(济南)为劣V类水质。近岸海域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4．3％。渤海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1．7％，东海四类、劣四类海水为52．2％，杭州湾、长江口、辽东湾、珠江口和渤海湾水体均为重度污染。

 

能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经济快速扩张难免增加能源消费。200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9％以上的份额，远高于25．1％的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耗量的28．7％约6．2亿吨煤作为终端能源直接燃烧，硫化物和碳化物排放压力较大，环境质量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同石油、天然气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1％左右。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200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77亿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6．58亿吨，我国占世界的17．9％，比2001年的12．7％提高了5．2个百分点，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科学发展强调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既是当前的一项紧迫工作，也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性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到2010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上。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济总量仍将保持十几年的持续较快扩张。问题在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在过去经济总量较小的时候还可以承受。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和资源与环境利用方式，延续以往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将越来越严峻，甚至可能因为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使发展的步伐受到阻挡。

 

世界各国实践表明，发展初期经济总量少、技术水平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来提高产量。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明显受到资源和环境约束时，就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比较少、环境污染比较小、各种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一，是处理好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控制在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解决好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确保资源和环境能够持续地为人类和工业发展所利用。

 

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障碍。譬如，市场准入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准入标准不健全、不科学等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区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制度落实不到位，布局分散、产业同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没有得到根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利益，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不惜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虽已进入市场，但在工业用地征用和出让过程中政府仍起着主导作用，土地价格扭曲、建设用地规模普遍过大、单位土地产出较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环保行政执法很难到位，甚至形成滥用和掠夺资源和环境的小气候；税收体制和政策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考虑不够。最近几年，随着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地方争投资抢项目现象明显抬头，投资增长率以及投资占GDP比重都达到历史新高，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法规政策更加难以落实，造纸、印染、化工、冶炼、水泥等企业偷排和超标排放污染物的现象屡禁不止，资源和环境问题日趋突出。解决工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必须根据国情和发展阶段，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都是配置资源和调节利益关系的方式，但其性质和作用方式不同。政府是一个集中决策、层级管理的组织体系，而市场是一个分散决策、自由竞争的组织体系。市场经济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交易等方式，在资源配置和利益调节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依靠行政部门和行政层级，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来引导市场经济运行，调节资源配置和利益关系。市场和政府在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市场机制通过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资源环境利用方式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问题。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补偿机制，创造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消除外部性引起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关键是加大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的力度。坚定不移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培育资源和环境市场，促进市场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中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作用应依托而不能偏离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当前尤其要强化政府职能，特别是政府在市场准入和产业监管领域的职能。市场机制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释放出强劲的经济活力，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和责任感；能够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实现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能够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乃至各国之间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能够通过竞争推动技术创新，经营和管理方式的改革，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市场体制在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竞争和淘汰落后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并造成不可逆和难以挽回的损失，不完善的市场体制更无法避免恶性竞争、短期行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政府要把自己所支付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治安、司法、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社会的有效运行提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环境。由于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是影响人们之间机会均等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应确保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保证每个公民所获得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尽可能地与其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脱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