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先生以科学与革命相结合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他78年的生命历程中，如果从考入清华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近60年的党龄凝聚着他追求革命的崇高理念；如果从进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算起，整整55年在广阔的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和编译活动的学术生涯，映现着他追求科学的历史缩影。
龚育之先生在“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的人生征途上，一直都非常关心和重视包括“科学学”在内的众多交叉科学领域。作为我国科学学研究奠基人之一和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创始人之一，龚育之先生为我国科学学学科建设和科学学事业发展殚智竭力，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科学学”名称在中国尚未确认和使用时，龚育之先生就已经涉足这一领域。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这一带有交叉科学研究集体特点的工作机构的成员，他积极参与了于光远先生倡导和推动的一系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党的科学政策、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战略、科学的哲学和历史，以及调研我国科学和教育发展实际情况等等工作。
1954年，他编译的《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一书出版，随后他发表了《列宁论团结和教育科学、技术专家》一文。这是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开始。
1955年，介绍苏联学术界关于科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科学问题论文集》的出版，成为引起龚育之先生和科学处一些同事研讨科学论的一个背景。应于光远先生的要求，他拟出一份“论科学”的研究提纲，准备系统地讨论和研究科学的性质、科学的特点、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分类等等问题。可惜由于政治运动原因，这项研究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56年，他协助于光远先生制定《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研究规划草案》，同年12月他发表《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介绍规划的内容和实施问题。列入规划中的第9大项研究题目名曰“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同生产和技术的关系，自然科学同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宗教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关系，自然科学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等等。当时指明，这方面的研究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的范围。
1958年，他陪同于光远先生赴上海参加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会的成立会议。于光远先生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着重谈了要研究一门可以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的专门学问，并提出要讨论和研究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群众、科学与生产、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1959-1961年间，龚育之先生围绕上述问题写了十篇论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1961年，他将这十篇论文结集为《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他在该书“前言”中提出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认为这门学问是“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1961年，他参与了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政策调整重要文件的《科学工作十四条》和聂荣臻同志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的起草工作。
从整体和实质上看，20世纪50-60年代，龚育之先生开展或参与的上述工作，无论是编译经典作家关于科技工作的论述、制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规划、研究科技发展规律问题，或者是草拟“论科学”研讨提纲、起草党的重要科技政策文件等等工作，它们当时虽属自然辩证法范畴，但都与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域的研究内容相关，是我国早期科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50-60年代开展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曾出现两种与“科学学”相关的称谓：一是1958年于光远先生在《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称谓，二是1961年龚育之先生在《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前言”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称谓。实际上，这两种称谓可谓是“异曲同工”之作。它们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我国早期科学与社会研究中有关科学学学科名称的同义语或代用词，成为我国科学学研究发端的重要标志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开始被引进中国，并获得学界确认和采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继在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担任重要职务的龚育之先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创新的同时，仍然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问题的研究，经常与交叉科学研究保持联系。特别是对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这两门学科，他更是情有独钟，倍感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言：“只要有可能，我总尽量挤出时间来，保持接触，写点东西”。
80年代以来，龚育之先生陆续出版了《科学·哲学·社会》（198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自然辩证法在中国》（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龚育之文存》（全三卷，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科学的力量》（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新编增订本（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将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史的研究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开展交叉科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单就科学学研究来看，在20世纪80-90年代，龚育之先生相继发表了许多专门阐述科学学问题的讲话和文章。其中，明确地以“科学学”冠名发表的文章就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研究》（1979年初稿，1981年增补稿）、《中国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的倡导者——于光远》（1986年）、《科学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新开拓》（1989年）、《积极贯彻十四大会议精神，加强科学学研究》（1992年）、《关于科学方法论、科学史和科学学的研究》（1995年）、《科学的力量——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三届一次理事会议上的发言》（1997年），等等。这些讲话和文章在我国科学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
龚育之先生最早谈论“科学学”的文章是1978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稿——原题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几个问题》，后经删节改为《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研究科学技术论》。他在文中提出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并第一次提到“科学学”，他说：“现在不是有很多同志在热心地谈论‘科学学’，即以科学这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科学吗？我以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建立和发展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就是这门科学的基础理论，或者说，是它的通论部分”。此前，钱学森、于光远先生都曾采用过“科学的科学”、“科学学”名称，积极主张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龚育之先生在许多其他未以“科学学”为题的讲话和文章中，也涉及“科学学”或与“科学学”相关的内容，如《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革》、《悼念三强同志》、《从交叉科学谈教育改革》等等。
此外，龚育之先生还有一篇以“科技政策”冠名的遗稿——《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这是1987年草拟的研究提纲，其内容包括：历史篇、当代篇、比较篇、文献（文件和参考文章目录）。这篇遗稿对开展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将是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
龚育之先生在考察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的同时，对以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对科学学的性质和特点、科学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学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学的理论基础、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科学学与其他交叉学科的关系等等问题，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和论点。现录举几例如下：
△“科学学是以科学这种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随着科学作为社会的有组织的活动，其作用日益显著，其规模日益宏大，其范围日益广阔，“科学学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的科学部门”和研究领域。
△党和国家的科学政策的历史，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的对科学的认识的历史，是我国科学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既是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科学学的理论基础。“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建立和发展科学学”。
△我国的科学学研究，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开拓”。面对世界的新发展，开拓诸如科学学等“研究的新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科学方法、科学史等“研究领域是紧密联系和多边重叠的”，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属于这个科学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学这个名称已经引进和用开，“科学学研究已经超出哲学的范围，带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超出理论的范围，带有多方面应用研究的性质，从而逐渐形成为一门影响不断扩大的具体科学”。
△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同经济、科技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的“关键，就是要同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科技工作联系起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对于科技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结合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对于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的研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科学的力量”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管理是第一组织力量”这三个方面，它们分别属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三个层次，而科学学、软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等等则处在一个中间层次（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层次）。我们要更加关心科学的力量的这个层次，“使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成型，逐渐规范起来”。
关于科学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我国早期的科学学工作，龚育之先生亦做过简明的历史勾画和清晰的逻辑分析，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科学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过“明显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的许多论述，“孕育着科学学的胚胎”；20世纪30年代，科学学的诞生导源于以贝尔纳为代表的一批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开拓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他还认为，我国科学学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更是密切相关：20世纪30-40年代，“在自然辩证法的名目下，已经从事过一些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域的介绍和研究工作”；50年代制定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中，专门列了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范围的大项；60年代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课题；70年代末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强调了“继承和发扬科学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1986年，在庆贺于光远先生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周年之际，龚育之先生曾十分感慨地说：“每见谈中国科学学研究的文章，以为这门科学在中国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开始的。其实，这只是‘科学学’这个名词引进的时间。至于这门科学的内容，如果从翻译介绍算起，应当追溯到三、四十年代苏联格森和英国贝尔纳的文章的翻译，因为这些文章被公认为科学学的鼻祖；如果从自己的研究工作算起，则至少应当追溯到五十年代光远同志和在他倡导、推动下的一些工作。科学学研究工作要超越前人，又要了解和尊重前人的劳动”。作为这些早期科学学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龚育之先生的科学学研究工作，龚育之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正是如此。
龚育之先生关于科学学研究的论述、论点和见解，来自于他对当代世界和中国所处历史时代的观察，对中国社会需要的认识，对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分析，对中国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思考，同时，这些论述、论点和见解，作为他博学多识、思维缜密的体现，也来自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底蕴和社会科学理论功底的兼备。这些论述、论点和见解是中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我国科学学和交叉科学未来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将会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