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50年来，自然科学史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科学技史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自然科学史所欢庆50年华诞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奠基人、自然科学史所的创建人——竺可祯副院长。

 

竺可桢（1890—1972）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一代宗师，中国科学事业受人爱戴的领导人之一。人们已清楚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在气候变迁、物候、农业气候、自然区划等领域有杰出的成就，但对他在科学史上的贡献实了解不多，现有必要作一回顾。

 

历史自然学是应用古代自然记录，探索人类文明古代时期宏观自然界的状况、演化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一门在中国崛起的发挥民族文化优势的现代自然科学。中国的历史自然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独立前，一直是在科学史中得到发展的。

 

在历史自然学各分支中，历史气候学发展最早、成就最大。这与竺可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在应用历史资料的研究中，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

 

1925年，竺可桢连续发表4篇历史气候学文章：“南宋时代我国气候学之揣测”（《科学》10卷2期）、“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卷3期）、“日中黑子与世界气候”（《科学》10卷6期）和“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史地学报》3卷6期）。以后他不断地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他对我国古代文献由经史子集以至方志、游记、日记无不广征博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日积月累，逐渐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1972年，他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中文稿载《考古学报》1972年1期，英文稿载《中国科学》16卷（1973年）2期］，重建中国近5000年的气温史，指出在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2度，冬季温度高3-5度，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周期，每个周期约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0度。他还认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这一论文立论严谨、体大思精，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和介绍。此文除中文版外，还有英、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语等版本。此文不仅标志着历史气候学的奠基，而且也显示了中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记录在当代气候变迁和全球变化研究中有着特殊作用。英国《自然》周刊评价说：“竺可桢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转引自《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前言）。

 

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每天观察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科普出版社，1963年）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1921年，瑞典天文学家隆德马克（Lundmark）首先注意到金牛座蟹状星云的位置与中国《宋史·天文志》等古书所记录的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的客星（超新星）的位置相近，估计两者可能有因果联系。1942年，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J.H.Oort）证认蟹状星云就是中国1054年超新星爆炸的遗迹。于是中国古代客星记录显示了巨大的现代天体演化学价值。1952年，原苏联无线电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И.С. Шкловский,1916-）又发现仙后座强射电源与中国古籍记载的369年（东晋太和四年）客星有因果关系。这些连续的重大发现，使世界天文学界十分兴奋，开始重视中国古代客星资料。前苏联天文委员会“向中国科学院请求研究中国的史志。”（什克洛夫斯基，《无线电天文学》，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70页）。竺可桢副院长将此任务交给了席泽宗，要他做历史上客星的收集和整理，以备送给苏联天文委员会。席泽宗系统收集中国古籍中的客星史料并进行研究，完成《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3卷（1955年）2期］。此表受到国际天文学界普遍好评和应用。主要因此成果，在2007年所庆大会上，正式宣布把一小行星命名为“席泽宗星”。

 

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1889-1971）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并建立156个工矿单位，后又增加49个。依照苏联设计厂矿的程序，要建设工矿单位，必先知道建设地点的地震烈度；而此种烈度的订立在苏联须经科学院的核准。我国地震台站抗战以前只北京和南京二处。解放以后，虽逐年增设，但为数不多，而为时又短，不足以供鉴定设厂地址之用。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决定利用中国历史地震资料来制订拟设厂矿的地址选择和工程抗震系数的确定。经工作委员会全体赞同，即请委员会历史组范文澜、金毓黻等先生负责此事，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努力搜集资料，地球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其他文教工程机关的大力支持，历二年时间，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得以胜利完成。此项史料工作量很大，由历史三所查30多部正史，3000多种地方志。

 

在编制《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同时，地震工作委员会又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根据年表所搜集的地震史料，进行现代地震学分析，把各县地震烈度详细情况查明，供给了500多个地点（的）烈度。……（对）康熙十八年、嘉靖三十四年的大地震做了详细的等震图。到1957年已制定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中国地震区划图，完成地震烈度表。在历史地震资料工作中，竺可桢还亲自做收集工作。

 

竺可桢大力宣传《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意义并大力提倡开发历史自然资料的现代价值。早在此《年表》开始编纂的1954年，他就写了“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他1958年写的《科学史集刊》“发刊词”和1959年《中国地震目录》“序言”等文中均大力宣传有关成果并鼓励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竺可桢毕生以极大热情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

 

早在1927年，他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分析古籍中的天文史料，对原先大家认为年代不可考，因而未必可信的四仲中星，得出了年代可考（三个都在殷末周初）的结论。1944年，他发表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论证了二十八宿实起源于中国而不在印度或巴比伦，“解决了国际上争论一百多年而中国却无人参加论争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1951年，他发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是中国古代气象学的概括。1953年，他的“《中国近代科学论著丛刊——气象学》序”则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史的总结。

 

他还对中外一些著名科学家进行过研究。早在1926年，他的“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第一次系统地评述了沈括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上的贡献。1941年，他撰写“徐霞客之时代”的报告，指出徐既具有中国人的忠、孝、仁、恕传统道德，又有探索自然奥秘、历艰涉险的新精神。他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一文中对徐光启（1562-1633）推崇备至，并将他与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进行比较，认为徐光启比培根伟大得多，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他在研究了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牛顿、波义耳等人的科学活动之后，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三种精神：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竺可桢本人一生贯彻了上述科学精神。

 

竺可桢身后留下有38年（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既逝世前一天）的日记，约800万字，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当前少数学者仍坚持用近代还原论科学体系的标准评价整体论科学，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乃至把中医等打成“伪科学”。他们一个重要做法是歪曲地引述了还原论科学（实验科学）在近代中国引进时，当时中国一些科学救国先驱者曾说过的有关“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话，其中就引述了当代受人尊敬的竺可桢的话。所以如何历史地理解并阐述清楚竺可桢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的本意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竺可桢有关中国古代无科学论至少有两篇文章：“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国学半月刊》7卷4期（1935年11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28卷3期（1946年9月）］。对于这两篇文章，人们只要不带偏见，就知道文中所指的“科学”决非是广义的科学，也决非是中国传统科学，而只指当时正传入中国的还原论科学体系。

 

科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与自然打交道，就会积累起对自然的知识并形成体系。《辞海》：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实践经验的结晶”。所以“科学”的定义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一样必然是宽泛的。但是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各异，传统文化不同，所以形成的科学体系（科学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论、科学成果类型等）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和历史阶段性，必然是多样性的。

 

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的开头，竺可桢说：“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近三百年来的事。意大利的伽里略可称为近代科学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启同时候的人。在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这段话较全面又较集中反映了竺可桢“中国古代无科学论”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他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及其他更多方面是反复强调的。我们再结合几十年来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就可以明确归纳出竺可桢当时的三个具体观点：第一，他认为，中国古代有自己的科学。第二，他认为，中国漫长的古代时期，某些科学远强于欧美，甚至明代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竺可桢是博古通今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辉煌了如指掌，十分欣赏。所以尽管他欣赏西方实验科学，并留学国外积极引进以振兴中华，但他从不妄自菲薄，否认本民族的科技成果。正是竺本人亲自创办了自然科学史所并制订了“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办所方针，这才使今天我们有可能把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异常丰富地、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令人惊叹。第三，他认为，近代中国只是实验科学落后了，竺可桢所说的中国古代无科学只是指无实验科学，并非整个自然科学。

 

科学史研究已清楚，“科学”一词定义在近现代有过大的演变。中国古代有科学，但中国尚没有用“科学”一词，而是用“格致”一词。“格致”即中国传统科学（整体论科学）。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传统科学仍没有用“科学”一词。当时正值实验科学引进时，人们不熟悉这种与中国传统科学体系上明显不同的西方科学，感到新奇，因而没有用“格致”一词进行广义及时包容，而是采用了从日本引进的“科学”一词以示区别。

 

 

创建自然科学史所是竺可桢实现科学史研究建制化的工作。我所最初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是竺可桢在1957年创建的。创建初衷是要落实“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方针和计划。

 

1954年2月19日，竺可桢召开“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大家觉得有组织之需要，但关键问题在于人，历史一、二所目前基本人才尚缺，很难兼顾”（《竺可桢日记》，第3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页），于是开始建制化工作。同年8月2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此文由四段和一结尾组成。第一、四段谈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重要性，第二、三段谈中国古代自然记录的现代科技价值。在谈到现代科技价值时，文中流露出更激动的心情，他说：“有人以为我们应该面向将来，不应该留恋过去。这话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对社会进行的伟大革命不仅不排斥以往文化发展的一切成就，相反地是以利用这些成就作为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前提的。最近我们得到一个例子，证明古代所积累的历史材料能很好地支援工业建设而得到一定的成果。”于是他列举了用中国古代地震记录解决基本建设工程抗震问题的例子。接着他又谈到“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并列举了中国古代客星记录能帮助发现超新星与星云及其天空射电源的演化关系的例子。

 

同年9月2日，在竺可桢创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包括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可桢亲自任主任，叶企荪、侯外庐任副主任，其他委员有王振铎、刘仙洲、刘庆云、刘敦桢、李涛、李俨、陈桢、侯仁之、袁翰青、梁思成、钱宝琮等专家。他们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如果以此研究委员会成立作为标志，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创办时间可提前3年，为1954年。在研究委员会上，主张请四、五十岁左右搞考证的人协助工作。其后，研究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组。1956年10月20日，研究委员会讨论建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计划。经中国科学院第28次常委会讨论通过，1957年1月，中国自然科学史组正式改名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这现在定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标志。1975年，该研究室扩大并更名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58年创办《科学史集刊》（现《自然科学史研究》），竺可桢在“发刊词”中仍强调指出：“我们史书中包罗着许多珍贵的统计材料，如历朝人口、粮食的数字，水、旱、风、雪、灾荒的记载，日蚀、彗星的观察等等，统是人类历史上极可宝贵的材料，虽其中不乏以少报多、以无为有的事实，但经我们加以踏实研究，去芜存箐，还可能寻出些科学内容。有人把我们历史这类的记载统称为一笔糊涂帐，这种态度是不够严肃的。近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把我国史书和地方志上所记载的地震经精密选择后制成全国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分布图，对于国家重工业的规划颇有帮助，这就是如何应用历史统计到国家建设上去的一个好例子。”［《科学史集刊》，第1期（1958年），“发刊词”第1页］。

 

以上简述已可清楚看出，竺可桢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学者、我们科学院的老领导，更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奠基人。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