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 

■杨靖

梭罗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包含了日常生活要素和认知推理两个不同层面，林中漫步和种豆锄草，跟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探究生命的本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强调生命的“体验”。

“它体现了一位卓越的美国作家在其事业达到巅峰之时，成功地使科学与文学成为彼此充实而非彼此排斥的研究。”

长期以来，浪漫派作家一直以“重感性、轻理性、反科学”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德国浪漫派先驱哈曼（1730—1788）认为，生活像一道水流，如果运用一般性概念或范畴截断它来加以分析和把握的话，必定会使生活之流支离破碎。不仅如此，激进的浪漫主义者如卢梭甚至进而质疑人的理性能力，主张相对于所谓客观的理性分析，自然流露的强烈情感或直觉更能把握事物本质——华兹华斯名句“我们为解剖而谋杀”最能表达这一种激愤情绪。而作为理性主义衍生物的科学（主义），理所当然也就成为浪漫派猛攻的靶心。

然而浪漫派作家对科学的态度是否一概贬斥？斯诺所说“两种文化”的隔阂是否日益增大？华兹华斯所谓“诗与科学共生”的理想能否实现？笔者从梭罗、霍桑等美国十九世纪中期浪漫派作家入手，就“作家与科学”这一话题展开深入研究，并期待这一研究对于加速推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一定借鉴作用。

科学兴，美感消

众所周知，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迟至十七世纪，科学才开始在西方世界大规模兴起，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教会人士普遍乐观地相信，科学不是被用来废除上帝，而是提供了种手段，用来歌颂上帝的大智大慧以及他所创造的宇宙井然有序。此外，如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哥伦布的航海等皆为科学革命适当的土壤，但科学与生俱来的弊端（与独断论相始终）却仍未得以克服。日后英国浪漫派对这一种自命不凡而偏执的“科学唯物论”极为不满——华兹华斯区分了“能将心灵提升至可在其造物中沉思上帝”的“大写科学”和“仅仅为事实本身而收集事实”的“小写科学”这两类科学，并指出“所有敌视并试图扼杀心灵想象而让它变成赤裸裸事实性知识的科学比任何毫无用处的东西更可怕”。因为科学理性认知模式破坏了情感体验，而工具性科学则扼杀了想象力。

浪漫派由此发动了一场与科学机械论相抗衡的反科学思潮。这一思潮不仅体现在哈曼的哲学著作、卢梭的社会学著作中，更体现在诗人和文学家的作品中。例如歌德在《颜色论》中便试图证明牛顿光学理论和实验方法的错误。在他看来，牛顿采用的定量方法分解并扭曲了自然。而他主张在研究光的现象特别是研究颜色的时候，必须在最自然的条件下进行。歌德再三强调，要理解自然，必须更多地依靠感官所接受的直接印象而不是更多依靠理论分析。可见，浪漫派并非一味排斥科学，否定科学技术进步对改进人类生活的意义，而是反对对一切个体经验加以抽象的科学概念，因为如此一来便破坏了自然与艺术之美。

针对其时盛行的科学机械论，华兹华斯选择以自然为突破口来阐明浪漫派的主张——自然是有机的整体，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局部的、细密的科学根本无力把握和解析自然这一能动的生命体，因此与其依赖抽象的分析，不如信赖审美的直觉。与之相应的是柯勒律治提出的有机整体论，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作品与自然万物一样自发地生长，自然与艺术并非对立，相反应融为一体。他们都坚信人是精神（或灵魂）的完整存在物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碎片存在物——像早期浪漫派诗人布莱克哀叹的那样，“由于人类的堕落，由于毫无想象力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人类灵魂杀手的邪恶工作，人类精神已经石化”。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俨然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科学与人文之士的分歧对立也日渐加深。法国诗人魏尔伦在“智慧”一诗中，将科学活动比喻成采摘禁果——由于贪婪，必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诗人丁尼生对科学侵入文艺的领地也感到惶惑不安。“科学兴，美感消。”他在诗中写道。由于趣旨不同，崇尚美感的浪漫派深恨科学之大煞风景，如济慈所谓“将天上的彩虹拆解”——他以牛顿对彩虹的分析为例，认为牛顿分解彩虹，使之失却神秘的气氛，从而剥夺了人们世世代代赋予彩虹的诗意。

浪漫派对科学的热情

与上述反科学的态度不同，以热烈而浪漫的情怀拥抱科学的文学人士也不在少数，其中以诗人雪莱最为典型。照怀特海的说法，“他喜爱科学……化学实验室之于雪莱正好像山峦之于华兹华斯一样……假如雪莱晚生一百年，到二十世纪再降临到世界上来，他肯定会成为化学家中的牛顿。”雪莱的叙事长诗《解放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科学与诗的交互支持来展开情节：一方面用科学来佐证诗的意象，即“科学地证实诗中想象的和预言的要素”，另一方面则展现诗的视野及诗性智慧对科学技术的引领，并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尘世的天堂”。这样，既确保诗的想象并不脱离物质世界，又确保把科学真理融进诗的叙事中，从而将科学与人类诗性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相反，对于完全切断诗性智慧和科学智慧联系的危险，雪莱则给世人提供了警示：没有心灵参加的逻辑活动是刻板、片面和危险的。对于内在世界而言，它将导致情感世界的萎缩，破坏人生命深处的内在自然，使人失去独立完整的人格，甚至败坏人性；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无羁和肆虐无可避免地会引起事实和价值的分裂，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随着人类对自己发明的科学技术的失控，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奴役——“这些科学的开发扩大了人类对外界的统治，却由于缺乏诗的功能，相应压缩了人的内心世界，而人在役使了自然的各种元素之后，自己也成为一名奴隶。”或者用梭罗的话说，即“人成为他所制作的工具的工具”。

与英国浪漫派前辈相比，美国浪漫派对科学的热情可谓毫不逊色。爱伦·坡自中学时代起立志钻研科学，他的巨著《尤里卡》（1848）据说揭示了宇宙真理——虽然至今少有人懂；惠特曼在《草叶集》(1855)中讴歌的人体电流，是当时物理和生物学的最新成果；霍桑一度沉迷于动物磁疗法；麦尔维尔则堪称鲸类学家；而论及梭罗对科学研究终生不渝的兴趣爱好，则无人能出其右。

梭罗的浪漫科学观

梭罗对科学的兴趣首先与超验主义自然学说有关。爱默生和梭罗等美国超验论者都强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肯定科学的重要性，认为它与其他知识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也都意识到“科学具有主观性的一面”，这是“超验主义最珍贵的遗产”。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宣称，古老的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和现代的“研究自然”具有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验主义预言了一切自然学问的交互整合”，而梭罗的科学研究和写作即可视为这样一种“整合”的尝试。

作为浪漫派作家，梭罗相信宇宙是时刻处于运动变化和生长的有机体，但跟歌德和爱默生等采用“理性的”整体观看待自然不同，梭罗采取的是一种更近于洪堡和达尔文的“经验的”整体观。梭罗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包含了日常生活要素和认知推理两个不同层面，林中漫步和种豆锄草与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探究生命的本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强调生命的“体验”：“我到林中就是要体验生活”——只有充分体验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

在科学考察活动蔚为大观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梭罗本人曾热衷于为哈佛生物教授阿加西斯收集各类鱼虫标本，并在日记中详加记录，这一段经历也成为他日后科学书写的宝贵素材。但与阿加西斯等人的科学观不同，梭罗在科学实践中培养出的乃是一种“浪漫的科学观”。由于受到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和德国哲学家波墨的神秘主义学说影响，梭罗非常推崇“直觉说”，并将这一种直觉与他服膺的“印第安人的智慧”或东方智慧相提并论。此外，他也极为推崇“应和说”，即认为宇宙万物与人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由此不难看出，浪漫派的科学观往往是局部真理与主观想象的“混合物”。梭罗相信冰川是受重力作用缓慢移动所形成——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又声称不排除其背后某种隐秘的力量；爱伦·坡小说中对极地风光的描摹也是真假参半；受斯威登堡启发，爱默生和梭罗都认为晶体跟其他生物体一样，是长期“自我组织”和“自我生长”的产物，其原理跟歌德所说“从叶子长成植物，或从骨骼长成脊椎”相同。当然，最能形象说明这一种浪漫科学观的无过于梭罗长期信奉不疑的生命学说“活力论”。受德国科学家莱必希《活力化学》（1842）学说影响，梭罗将衣食住行归结为“为维系生命提供原料”——衣、住为保暖，食、行则提供热能。源源不断的热能为躯体提供生命力，仿佛为熊熊燃烧的炉火添加木炭。这种生命力，犹如古人所说的真气，一旦涣散，人就随之“土崩瓦解”。显然，这其中既有合理的科学元素，很大程度上又加入主观想象，与十七世纪流行的化学“燃素说”可谓同工异曲。

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后，梭罗开始将主要兴趣从人文世界转向自然世界，从已开垦的土地转向尚未开垦的森林，从康科德邻人转向他所说的“为事实而疯狂”的科学观测与书写之中。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梭罗科学研究和书写的转向，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派里·米勒在题为“全球浪漫主义语境下的梭罗”一文中的论断，“（它们）不过是观察、测量和数据的乏味的记录……足见作家创造力的衰退。”《梭罗日记精华》的主编奥戴尔·谢泼德也认为梭罗的科学书写是机械的写作，沉溺于狭隘和学究气，“……我们看到梭罗里面的那个思想家和诗人被观察家逐渐控制了。原本‘宽广如天堂的思想’现在被逼到‘显微镜下面’”。

与之相反，在以劳娜·瓦尔斯为代表的研究者看来，梭罗科学研究和书写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学的实用性，更在于其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刻性与现代性。照他们的解读，梭罗不单单是一流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富于科学素养的博物学家、鸟类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他的关于文学和科学人士“两种文化”冲突的观点比C.P.斯诺要早一百余年；他的生命学说“生机论”与A.N.怀特海的“机体论”高度契合；他对科学局限性的认识和批判在晚近的著作如《花园里的机器》等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回响。正因为如此，梭罗后期作品编选者盖瑞·纳布罕坚持认为，“它体现了一位卓越的美国作家在其事业达到巅峰之时，成功地使科学与文学成为彼此充实而非彼此排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梭罗后期作品如《森林乔木的演替》《野果》《秋色》以及《种子的传播》当中，不仅有他从长期田野观察和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维多利亚时代生物学说相一致），更有独具感染力的艺术呈现——梭罗传记作者哈恩宣称“梭罗在其散文作品中，把高度的诗意性融入到科学性中，并且没有遭遇显著的认识论上的断裂，而我们习惯上把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与断裂必然联系在一起”。以《秋色》为例，文章的开头是作者对枫树的观察，并由此引出一个科学性的疑问：为什么恰好是这棵枫树而不是其他树提早变红呢？无疑，它给诗人梭罗提供了一个发挥想象的好机会，将自然界中的事物（枫树）转变为纯粹虚构的创造——而此前梭罗也一再宣称，他的生命不过是树的高级形态：伸出手掌，像展开的树叶；血管里的液体，血脉纹路则像树枝。可见，正如贝克指出的那样，梭罗科学写作表达的不单单是科学思想，更是他试图将“哲学、文学和科学熔为一炉”的一种努力，并由此形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从这个角度看，之前米勒对梭罗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

事实上，梭罗不仅没有像十七世纪以来的“科学传统”那样，把人类和自然绝对割裂开来，而且他在日记里也从未否认“测量和精微叙述”对于科学的重要性——只是感叹它们对一般读者来说缺乏趣味性。梭罗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展文学的范畴，将科学内容包括在内。在他看来，科学理性最大的问题在于“科学试图将有限的法则施之于无限”。而他则主张必须对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跟爱默生一样，梭罗也相信诗人同时应当是科学家，因为诗人能够自如地洞察宇宙的有机本质和万物的瞬息变化，并且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宇宙表象，窥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发展规律之间的相似性。科学所萃取的事实，唯有经过诗学的加工，才能变为成熟的种子——这也是梭罗念兹在兹的理想化的综合——将科学观察和文学表达融为一体。应当承认，梭罗的科学书写往往基于他的个人观察和体验，与真正严肃而客观的科学写作相比，无疑不够全面准确，甚至缺乏“科学性”。但文学书写的最大特性即在于它并不注重真实性而更强调美感。照梭罗专家盖瑞·纳布罕的说法，研究自然的崭新科学与“认识你自己”的古老智慧本是殊途同归，“它们都是文学致力于表现的终极目标”。

在梭罗看来，人生的最高价值即在于完满的生命体验，而且这一种体验需要不断更新。用怀特海的话说，即“灵魂需要转瞬即逝的经验来充实，否则就会枯萎下去”。而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即为充实灵魂。梭罗的科学写作和田野调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生命个体的自我享受，这一种生活实践将各种经验材料纳入到有机的统一体，经过复合加工，变成心灵的养分，此即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在此过程中，纯粹的科学却无能为力。它无法体验个体的这种享受，它既看不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发现不了此中蕴涵的美感和创造力——“它检查了作为外表的上衣，却忽略了作为基础的身体”。

令梭罗不无隐忧的是，科学对当时美国社会日渐盛行的商业与物质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技术作为新兴力量（如瓦尔登湖边修筑的铁路）促进了商业发展，但作为工具，科学仅起到刺激生产和消费的作用；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对占有物质数量的关注，反而会给社会良心带来不良后果——它几乎必然会导向恶性的生存竞争。科学研究假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存在本身没有知觉、价值或目的，而梭罗则坚信人和事物之间天然的联系密不可分，人和事物的价值因此也凸显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梭罗的科学书写在科学发展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它至少表明了文学艺术家对诗性与理性相融合的世界观的浪漫追求，同时也隐喻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到达真与美的理想之境——日后阿诺德与赫胥黎的“科学与文化”之争，以及斯诺与列维斯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争，显然是这种浪漫追求在人类不同时代的某种延续。梭罗科学书写持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梭罗传记作者理查森曾评价梭罗“以科学家观察入微的精细眼光和诗人的睿智哲理，以及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描述自然，他创造性地将文学、人性与植物学、鸟类学以至生物学涵盖成一个更为广袤的生态系统”。这是梭罗对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和科学发展的双重贡献。在梭罗眼中，“文学与科学之间完全不存在两种文化的歧异”。科学的发展不仅改善人类生活，也为人文领域带来全新的思考；同时，科学发展也离不开人文思想的引导——因为说到底科学技术服务的对象总归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生命个体。

梭罗思想的深刻性在1862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野苹果”一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梭罗描述科学兴起对人和自然亲密和谐关系的破坏，同时也表明梭罗意识到人们是生活在人类历史之中，人类的思想和意志会对他们的生活环境产生影响——其实这也是梭罗一贯的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提供生活便利、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会破坏生活的本质，扼杀自然与生命之美。而理想的状态——他在日记里说——应该是科学与人文艺术的综合。“……可以辨别规律或使两种事实相结合……真正的科学人因其更优秀的组织构造而对世界了解得更加完全；他的嗅觉、味觉、视觉、听觉、触觉都比其他人要好。他将有更深刻、更敏锐的体验。我们不是通过推理和演绎来学习，而是通过直接交流和同情作用来学习。科学就如同伦理——我们不能通过人为的发明和方法来了解真理；相信培根哲学的人不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正确，在所有机械和工艺的帮助下，最科学的人也将是最健康的最友好的人，而且拥有更完美的印度式的智慧。”

总之，在梭罗看来，科学家应当是表现宇宙真实存在的文学家，他们追求的境界是以人性之浪漫情怀拥抱自然之道；文学家则应当是表现情感真实存在的科学家，他们的诉求是按自然之道来展现人性之浪漫情怀，从而达到二者的互补与融通。梭罗在《瓦尔登湖》“结束语”中说，“我们体内的生命像河流里的水”——而人文与科学的交融乃是构成我们生命之水的泉源。这或许便是今日“梭罗与科学”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