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因病逝世，享年93岁。

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于敏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更展现出非凡的崇高精神和人格魅力。他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隐姓埋名28年，根据国家需要两次改变专业方向，为铸就大国重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此，我们特刊发一组纪念文章，缅怀于敏先生。

于敏 （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合镇（今属天津市），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二机部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副院长兼九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上世纪5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60年代起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光华奖特等奖等奖项。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胡思得

2019年1月16日，于敏院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惊悉这一噩耗，万分悲痛中翻出我在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永远铭记他对我的关心与指导！永远铭记他的科学精神！永远铭记他为国家安全和科技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2015年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授予于敏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他在国防科研上作出的杰出成就。那天我参加了授奖大会，心情十分激动，思绪澎湃。于敏对我个人的引领和指导，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认识于敏之前，我早就听说他的大名。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从我们的主任邓稼先口里，不时听到于敏这个名字。印象中，他是一位才华出众、令老邓特别佩服的年轻物理学家。

于敏从原子能所调入我院理论部时，我们还在青海221厂工作。由于他不主管我们组工作，所以接触也不多。只是碰巧能听到他所作的学术报告，他那思路清晰、由浅入深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听说过他率领小分队在上海牵住氢弹牛鼻子的动人心弦的故事。但真正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老于（我们大家都这么称呼于敏）并深刻地认识他，是在1970年军管会在221厂办的“学习班”上，以及随后令我们能朝夕相处的“实验工作队”里。

这段不寻常的缘分和经历，还得从我们科研工作一次不小的波折说起。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在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时，为了提高其性能，引入了许多重大改进，由于前几个型号成功的鼓舞，大家都有点“轻敌”，从理论到实验改进的步子都过大，以致给内爆过程带来了严重问题，造成一个关键的动作出了毛病。其实，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科技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是不难改进的。但当时正值“文革”，整个实验基地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之中，有一大批科技人员被关押、批斗，被戴上“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军管会领导蓄意要把这次技术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查询参与实验的人员中是否有“516”分子，为此还搞了“学习班”，要批判“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他们把相关科技人员集中起来，人人检查。最气愤的是军管领导逼着人们说假话，引起正直的科学家们的极大反感。

当时，于敏同志也被请进了学习班，由于他在突破氢弹原理中的卓越贡献而受到大家的普遍尊敬。有一天晚上，邓稼先主任把理论部的学员召集起来，请老于分析一下这几个型号的差异。老于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说，这几个模型的一维结果差别不是很大，应该是二维的问题。这几句话很快传到了军管领导的耳里，引起他们极大不满。他们认为不能说这是什么一维二维技术问题，而应该说是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问题。我们的会议还未结束，军管就找老于谈话，给他施压，要他注意影响，得按军管领导意图说话。但却遭到了老于的坚决拒绝。老于后来对我们说：“如果我说假话，我现在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于敏同志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是难能可贵，对我们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也免使科研工作走入歧途。

学习班结束之后，我随老于参加了实验工作队。由于心理压力太大，以及高原上的缺氧，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吃得很少，还不时呕吐。但老于一直坚持到实验场地去观察实验的情况，在现场作分析。有好几次，他还彻夜守在实验室里，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他非常重视实验设计和装置的细节，也关心加工的质量和公差标准。从车间到宿舍，他经常是步行来回，走着走着，他就想要呕吐。就这样，大家在极困难条件下，团结一致，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并找到了改进设计方案。经过几轮爆轰实验的考核，最后顺利地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

这一段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我对老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不但有高超的学术水平，更有科学的敬业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从此，我们把老于当作自己处世立业的学习榜样。

另一件使我难忘的事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国际上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呼声已有“山雨欲来”之势。于敏和邓稼先两位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对这一动态作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苏的核武器技术水平已接近极限，对核试验的需求有所下降，核大国一旦出于政治需要而接受禁核试，对美俄核武器的发展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我国则不然。我国正处于研发新一代核武器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爬坡阶段，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虽然已经胜利在望，但尚未最后拿到手。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哪怕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就会丧失时机，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这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邓、于两位心情非常焦急，他们决定立即写报告给上级主管部门，申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那份报告中，他们客观地分析了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军控谈判的动态，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了争取时机、在禁核试到来之前加快步伐的战略性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这份建议书上报之后，立即得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及时采取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此后十年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邓、于两位预见的正确性。全院同志正是按着这份建议书的精神在贯彻、执行。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里钦佩邓、于两位的卓越远见。

于敏院士身上体现的“两弹一星”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者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