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悦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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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之路

 

“观察世界风云,贡献国别区域全球知识;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上海外国语大学始终在积极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路径。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松江校区内,国家生态水利风景—大邱泾河把校园分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区域,两座精致的桥把河两边的校园连接起来,一边是风格各异的教学楼,另一边几座独栋小楼静静被绿树环绕。这是该校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教学办公场所。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Globe at Home)为建设理念,不断加强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高端智库、高端人才培养储备基地、国际舆情研究高端平台和高端大数据中心,通过每年举办“联系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积极构筑融“资政、咨商、启民、育人”功能为一体的学术共同体。

这只是上外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发力点之一。“观察世界风云,贡献国别区域全球知识;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上外始终在积极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路径。

播种一份希望

“漫漫学术路上,我们一直年轻,一直热泪盈眶……”这是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以下简称欧亚班)项目负责人杨成在欧亚班公众号——SISU观欧亚上线发刊词中反复提及的一句话。

在他看来,“一颗对在地知识无比渴求、对未来充满向往的热忱之心,是打开欧亚世界大门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是一名从职业外交官转入学术界人士的深刻体会。欧亚班的师生也的确保持着这颗初心不断前行。

中国正在加速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当前,我国对于区域国别全球知识的需求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其中,增强对俄罗斯、中东欧、中亚等地方性知识的需求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变得日益迫切。杨成强调,“这一重大需求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欧亚体现了中国外交布局当中——从大国到周边、从发展中国家到多边——四大支柱的全部内容,是‘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中的核心区;二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总体加剧的大气候下,以及诸大国纷纷推出自己的欧亚地区战略的小环境中,欧亚地区的多重战略价值正在不断上升;三是欧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外交理念的先行先试区,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试验场。”为对接上述需求的外交人才,欧亚班应运而生。

“我们充分利用上外的外语教育比较优势,以跨学科、跨院系、多语言、多国家、协同校内外、协同国内外为前提,以课程教学、田野调查、研究实践三结合为培养模式,力争形成有上外特色的新型研究生培养体系。”杨成介绍道。

欧亚班采取了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计构成、师资队伍建设、田野调查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方案。每周都有的讲座、沙龙为学生提供与大师零距离接触并直通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机会;短小精悍的短课程项目,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短板,为新时代的新区域国别研究范式转型创造可能;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瑞典、日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学术大咖倾力加入,加大了知识供应的多元化程度;让学生前往研究对象国短期调研,更有长达一学期的田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把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落到实处……

“我们的培养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期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界同仁的认可,欧亚班也因此于今年5月作为‘上外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核心子项目,入选了上海市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项目。”杨成笑道,“欧亚班学生都很优秀,光语言就有俄英+一门当地语言的标配,个别同学掌握了四种语言。很多来授课的老师都开始找我预定‘博士生’了。”

一个小小的特色研究生班,浓缩了上外推进外语教育转型、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梦想。作为基于全新理念的全新尝试,欧亚班或许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在理想和希望的指引下,欧亚班的道路一定越走越宽敞。

胸怀一种理想

走出杨成和欧亚班所在的办公场所,步行不久,迎面是另一座略小的独栋二层小楼,这里是上外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在这里,所长王献华介绍说,该研究所成立的初衷是构建国别区域和全球知识领域特色学术平台,夯实历史人文学科基础,并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研究所成立于2018年,在成立之初就举办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追问人类共同命运’学术研讨会,这奠定了我们的研究基调和方向,也表达了我们的初心。研究所虽小,但我们要低调地研究大问题。”王献华说。

他向《中国科学报》介绍道,目前研究所主要在学术研究和智库建设两方面发力,前者力求打通学术路径、发出中国声音,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理论构建,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数据和学术性的支持。“我们需要以中国人的头脑形成属于自己的概念,比如明确什么是一个区域、、如何划定界限,然后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

构建属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和理论系统,发出中国声音,不再被“牵着鼻子走”,这是王献华和上外全球文明史团队的理想与目标。而学校从做出计划到研究所成立至今对于研究所的支持,让王献华信心倍增。

“一路走来您可能发现了,学校利用原有的有利条件,为一些研究中心、研究院所专门提供了独立的小楼作为办公、科研空间,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说起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办公场所,王献华作为主要的装修设计者曾花了一番心思、想尽办法将每一个角落都充分利用起来,研讨室、资料室、多功能空间、密集书架……不久前,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从国外购置了一批古典文明研究方面的资料和图书,上外“亚洲文明特藏”已经初具规模。“有了基本的思路和图书资料,我们就更有信心了。”王献华说。

丰富一场阅历

一直以来,田野调查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中重要的一环,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是其中的践行者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最初完全是出于偶然,后来却让他在非洲工作生活了四年多,在那片大陆上走过十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

“中国已连续十年成为整个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最近11年一直是非洲国际工程市场上最大承包商。行走非洲,中国元素无处不在。然而关于中国在非洲存在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由外国学者和机构进行的。与中国有莫大利害关系的问题却很少由中国人自己来做,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并不是别人不让你研究,是我们自己不这样选择,那就要反思一下:所谓没有‘话语权’,这个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从2011年“邂逅”非洲起,过去八年间的田野调查经历,使汪段泳直观感受到,“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问题而言,我们与国际学界同行之间的差距,始于足下。”

也许是基于经济学出身的背景,在汪段泳看来,学术研究与其它社会生产活动一样都遵循某些市场规律。社会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供给。因此,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地理方向和议题也会有热点、有冷门,这都不足为奇,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都不应被过度苛责。但既然树人尚需百年,出于对教育规律、社会责任的认知,乃至对自身的要求,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者和机构还是可以立足战略考虑,放眼长远发展,服务国家需求,不在意冷门热门,凡对知识增益有所贡献,则无不可为。

在汪段泳看来,田野调查其实并不“好玩”,更不需要为了看上去酷而追求形式,而是必须理解其真正含义,“大家都习惯于简称‘田野’,但请注意,这只是个定语,它的核心词是‘调查’。田野只是调查的应用方法之一,比如说,读文献、查数据、做考证,算不算调查?所以,不必总是大谈田野,关键是要养成‘无调查不学术’的研究态度”。

基于自身经历,汪段泳认为,既然是研究活动,也和其它严谨、科学的学术过程一样,貌似炫目的田野调查背后,绝大部分工作其实是枯燥、漫长地花在案头上,包括基础知识的准备、语言能力的培养、数据资料的搜集、社会资源的培育,甚至是生存技能的训练。

“‘田野’的过程也许是不可缺的一环,但它在整个项目的作业过程中,工作量只占相当小的比例。曾有做了几十年田野调查的学界老前辈倾心传教,人家的经验是‘田野’时间最多5%,案头准备起码95%,这算是很‘有趣’的工作过程了。”他说。

所以,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田野调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是培育言出必有据的研究态度,养成竭力而求索的调查精神,训练自主发现世界的能力。因此在上外,为了培养学生全面、多元的视角,每年都会有大批学生出国交流、交换,参加国际会议,以多种形式进行海外田野调查,以打开国际化视野。

“田野调查的确是一项辛苦且有风险的工作,所以起码于我而言,不会要求学生一定要去做。这些年学校领风气之先所做的,就是尽力创造机会,提供可能性开放窗口。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作为研究者都有自己的选择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想法来做决定,这样的多重选项都有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多元和复杂。这就是大学。”汪段泳说。

《中国科学报》 (2019-12-04 第7版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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