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有鹏 王仁慧 刘晓霜 刘璨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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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与民族精神三题

 

西王母、伏羲、女娲画像

西王母正面,端坐中央,头上栖一鸟,应是胜鸟,背后升起云气。伏羲女娲左右,下体蛇尾交盘,尾连二朱雀。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个案或专题研究,成就最突出者首推神话,或曰,这与神话作为民族古老的记忆的特殊性有关。

中国神话传说与民族记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神话传说的记忆和流传并不简单是故事式的流传,它还包含了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总结,尤其对自己精神品格的认同与发展。

■高有鹏 王仁慧 刘晓霜 刘璨

神话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在西王母神话不断的传承与变异中,民族精神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最初的原始思维看待世界,到宗教思维理解世界,再到科学地面对世界,人类不断在进步。为满足现实需要,西王母神话、神话群及信仰崇拜,也在不断被改写、建构。探究和理解西王母神话,对当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王母神话群与

民族精神建构

神话表达了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探索与建构。西王母神话在我国神话中有着重要地位。西王母神话与帝系神话、英雄神话等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西王母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形象、神职及神格,其神话群也跟随神话本身的传承与变异不断地丰富。以神话群的观念,去解读分析神话及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可以更好地全面认识神话,建立神话体系。

“怪人怪神”西王母

西王母较早记录可见于《山海经》之中。西王母“豹尾虎齿”“蓬发”“人面虎身”,充满了神秘与不羁,具有原始宗教意义。至于“善啸”,《山海经》中少有其他神或兽有如此的叫声,因此,“啸”是西王母所特有的,表明了西王母同其他动物与神的区别,表现了其独特性。

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充分彰显了西王母的威严,“司天之厉及五残”,掌管着天历与刑杀。笔者认为《山海经》中,可以看到西王母身上远古部落的酋长和神话女王双重身份融合的痕迹,是昆仑山之灵魂。而远古人民将这样的形象,融入人形,“戴胜”,作为神来对待,这既表现了先民对大自然的无知与敬畏,同时又表达了征服自然的渴望。西王母形象已经开始凝聚了一定的社会力量与宗教精神。

“人王”西王母

《山海经》中西王母较为独立,并没有与其他神或人有社会活动。但在《穆天子传》中,详实地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之会:

周穆王西游,拜见西王母,手执白色玉圭和黑色的玉璧,献上精美丝绸,西王母欣然接受。在西王母与穆天子的来往描述中,西王母开始剥落原始狂野的面目,明确了性别、身份地位及地理位置等细节性的要素,从“善啸”到相谈甚欢,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色彩,从独立单一的神,开始被建构为对偶神,表达了先民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宗教观念,同时也反映了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观,西王母的神话元素进一步传承与变异,也为后面的发展与传播奠定基调。

在《淮南子》中,记载: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

与穆天子相会,掌握不死之药,后来不死药被演化为“桃”,这些为仙化西王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王母拥有着永生的神性,并开始发展为至上神,从“司天之厉及五残”到有“不死之药”,西王母的神职、神性,反映了早期人民古朴的生死观念。

仙人西王母

如列维·布留尔所言,“起初靠神秘的共生和保证这共生的仪式来实现的互渗,以后则是靠了与崇拜的对象、真正的宗教的对象的结合,与祖先、神的结合来获得。”随着社会集体发展、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人类智力的发展,势必会推进神灵人格化。

执掌生死的西王母,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推崇与发展,尤其在汉代民间得到了广泛拥护。西汉末年,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艰苦,建平四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运动——“行西王母诏筹”。

据《汉书》记载,这次规模宏大的流民运动,波及二十六郡国。民众持稿或棷或筹,有的披发赤脚,目的地是长安,目的是“祠西王母”,此次活动主要是因为“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

汉代对西王母神话的勾勒,体系庞大而复杂。西王母基本上脱离了原始的荒蛮形态,并衍生了其他许多神话元素。在画像石构图中,西王母大都处于上层,高高在上,表达了汉代上、中、下三分神话宇宙观,天、地、人三元世界秩序的建立。

西王母神话在流变中,变为长寿之神、生育之神,具有更丰富的图腾崇拜,越来越实用化、功利化,表达人民大众对生命的崇敬,面对现实苦难寻找寄托,冲破枷锁,追求幸福的民族精神。

汉末,西王母被视为道教女神,具有至尊地位。到明清时期,西王母被民俗化和世俗化。西王母与玉皇大帝相结合,建立一套民间信仰体系,宗教色彩越发浓烈,在一些神话群中,变身成为一个拆散情侣的女神。在当代民间信仰中,其依然被赋予祈福、求子、求学、保平安、祛灾祸等神职。

结语

神话会随着政治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而演变,从最初的原始神秘到慢慢世俗化、功利化,随着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王母神话势必会有不同的书写,这也体现了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立与统一。西王母的神秘色彩在不断地被剥离,其神职也随着民族精神的建构及社会时代的需求,从“司天之厉及五残”的一个“能够预知灾难和死亡的神”到后来同时掌握“死亡”与“永生”、生育、祛灾等的全能神,发生变化。西王母神话群蕴含了丰富的民族精神,如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这些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王母神话在中国神话体系中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王仁慧)

从历法改革与宗教改革两方面对颛顼绝地天通事件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人文精神深入阐释,指出伴随着绝地天通而诞生的人文精神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通过历法与宗教改革统一了宗教信仰,增强了部落之间的凝聚力,有利于农业文明的发展,推进了国家等复杂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它终结了人与神之间平等的关系,形成不可更改的等级关系,对人的思想、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禁锢,其中的功过是非需要我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辩证看待。

颛顼绝地天通神话

的人文精神研究

颛顼在五帝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足迹遍及东南西北各个族群地区,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人们一致同意的是,伴随着颛顼“绝地天通”这样伟大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开始觉醒,而对于“绝地天通”,有人认为它是一场历法改革,有人认为它是宗教革命,下面我们就这两种不同的改革观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进行分析。

“绝地天通”历法改革下的人文精神

“绝地天通”一事散见于多处古籍中,其在《大荒西经》中的记载明显可见与历法改革的关系。在古时,日、木、山等都是天文测量的工具,而这些都与颛顼大帝有着密切的关系。颛顼还发明了颛顼历,在秦朝与汉初时得到普遍的使用,鉴于他对历法的发展有如此大的贡献,因此又被称为历宗。

农业时期的历法改革与宗教革新有密切关系,统治者依靠测天、祭天所得到的农时知识成为当时人们的共祖,进而把神圣权完全垄断在自己手中,普通百姓对掌握神圣权的首领、巫觋听之任之,作为巫师王的首领所传达的观天之象,最初可能单纯用于农时,后来渐渐发展成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转变得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当普通百姓发现自己成为资产时,统治者的特权、霸权已难以撼动半分。

天文历法在其转换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指导农时,配合部落发展,为以后的文明奠基;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天文历法的信任,拥有天文历法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利用神圣的包装开始对普通百姓进行欺骗与压榨,多数神变成少数神,少数神又与特权阶级相勾结,民众或者出于信任,或者出于恐惧,最初只能接受。看似绝地天通之后,中国的人文时代与人文精神开始到来,实则是一开始就已经跑偏了的人文精神,直到现在,人文时代再次来临,修正已步入极端的不平等观。

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下的人文精神

上文言之,颛顼的历法改革就是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掌握了历法权也就掌握了祭祀权与特权,但是绝地天通下的宗教改革又不仅仅是历法改革,还包括神人分野、巫术改造、社会变革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更可见绝地天通的人文精神。且看具体分析。

绝地天通首见于《尚书·吕刑》,此则文献把绝地天通的发生背景归结为南方部落蚩尤作乱、苗民弗用灵,而绝地天通则类似一场华夏部落对南方部落在宗教与文化上的改进与规训。

在绝地天通前,地方性宗教盛行,小神小鬼层出不穷,适合小规模的氏族家庭制及以血缘为纽带的城镇、村庄制。这一时间大致从旧石器采集狩猎时代至早期农业社会时期,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早期农业社会的生产,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共识性权力机制,而在早期农业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时期,共识性权力让位给强制性权力,手段之一便是通过宗教改革,使宗教权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地方性宗教让位于统治者接受与宣扬的国教,统一的国教起到了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并证明了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继而又进一步强化国教,于是,在如此互动循环中,农耕文明的政权才一步步巩固。

虽然每个国家与地区发生的时间可能有所出入,但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统一国教形成的时间应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与颛顼所在的龙山时代相差不大,应属于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转变事件,而绝地天通讲述的极有可能就是通过宗教革命而导致的共识性权力向强制性权力的转变,这无论是在发生时间的吻合上还是意义的阐释上都是解释得通的。

颛顼年代是人神分野的关键年代,其以变革、伪装后的宗教为手段,使历史开始朝向有利于统治者的方向发展。所以颛顼一方面被当做人文始祖,继黄帝之后,以宗教文化再一次统一各部落联盟,开启人文精神的先河。另一方面,他也抹杀了采集狩猎社会与早期农业文明时期平等、敬畏观与天真烂漫的心理,隔绝了人神相通的途径,使人类的情感、想象成为空白。

结语

颛顼作为人文始祖之一,其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上古史中不可忽视,绝地天通一事更是让他以宗教主的身份一跃成为部落联盟的共祖。无论绝地天通针对的是历法改革还是宗教改革,颛顼都通过此一途径把历法权、祭祀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王权与神权开始相互利用勾结,人们开始由神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人文精神由此发轫。人文精神在这一改革中存在双面性质,一方面它有利于统一思想,形成更复杂的城市、国家等复杂结构应对更加复杂的现实本身;另一方面,它终结了人与神之间平等的关系,形成不可更改的等级关系,对人的思想、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禁锢,即便是形成更复杂的结构,如若不加上绝地天通前的平等敬畏观,也只是更加脆弱的复杂结构,而如何修补如今这一脆弱的复杂性,正是重拾上古神话信仰之根的绝佳理由 。(刘晓霜)

炎帝神农时代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渔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的巨大跨越,中华民族在后来长期的农耕文明之下,孕育了其独有的精神特质。因此,由炎帝神农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标志性意义。神农尝百草、创制农耕工具、育民稼穑之术等神话叙述,使中华民族务实创新、无私奉献、贵和尚中的可贵精神品质得到突出的呈现,并作为集体的意识形态在后世历史发展中得以延续和传承。

炎帝神农神话

民族精神探析

炎帝神农时代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改变了神话时代完全依赖于渔猎的生存形式,逐步跨入了农耕文明,而此后农耕文明占据中华民族发展相当长的时期,成为孕育民族精神的源头。

农耕时代背景下的务实创新精神

炎帝神农对于农耕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创制工具提高劳动效率,二是育民以稼穑之术,顺应自然规律,使作物达到最佳的生存状态,从而获得食物的丰收。

由神农氏创制农耕工具所体现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促进时代和文明发展的推动力。炎帝神农尚处于新石器时期,其对于耒耜的发明开拓了在农业领域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了上古社会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迅速迈进。

在神话的叙说中,神农从小便懂得了耕种的技巧,然而仅仅依靠技巧只能提高劳动效率,真正想要丰收,依然需要秉承务实的精神,“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思想理念便是在农耕文明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炎帝神农作为统治者,其心怀天下,为了维护集体利益而舍弃个人的利益,有着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中表现尤为突出。

此时,“公”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共同生存意识的体现,并跟随氏族的发展传承下去,直到私有制的出现才打破了原始社会的“天下为公”形态,形成新的“公”的思想理念即天下为王。炎帝神农“公”的思想精神可贵之处就在于氏族社会完全的公有化、共存亡的利益关系使得天下为公的精神更为纯粹,个人随着氏族的强大而强大,共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加深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纽带关系。公共利益直接决定了个人利益,因而公的思想不仅存在于首领神农氏的意识之中,在民众之中也同样根深蒂固。

贵和尚中的人本精神

神农时期由于农业繁盛而使人民温饱富足,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下,社会呈现出和谐的态势,无争斗与战争,正是“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因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之下,初步形成了贵和尚中的思想精神。此中的“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与自然的融合,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

炎帝神农时期物质的富足促成社会的和谐只是一方面,更为核心的内容莫过于其治国理念所带来的思想精神内涵,炎帝神农治民的思想精髓一如其对于农耕的理念,即尊崇自然、顺应天性。

炎帝神农时期还未形成君权神授、天子为贵的君权理念,依然是以氏族集团的形式存在,其为民服务却对人民无所求,顺应民意不治为治,初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品质。

立国精神的雏形

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是爱国精神,无论是勤劳务实还是无私奉献、贵和尚中,其最终依然要归结于国家层面。梁启超曾经说:“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可见国家存亡的核心在于民众心中的国魂精神,炎帝神农时代虽然尚未出现国家的形态,却已经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并初具立国精神的雏形。

炎帝神农继伏羲之后成为了火神,火的出现象征着人类文明的飞跃,代表着光明,烹制熟食改变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刀耕火种更是提高了生产力。与火相对应的就是太阳,在古代的图腾中,太阳与火常以共存的形式出现,太阳是能源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炎帝在记载中也有着太阳之神的称号。《白虎通义》云:“其帝炎帝者,太阳也。”太阳神之于发展农耕文明的炎帝神农时代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神仙信仰,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太阳东升西落、日夜交替、四季变换的规律,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使得人们对太阳产生敬畏之情,因而太阳崇拜成为农耕部落的主体信仰。炎帝火神与太阳神的形象相伴而生,火的形态体现出一种凝聚力,将能量、信仰杂糅在一起,太阳也呈现出一种凝聚力,万事万物都要依靠太阳来生存,而这种共同的凝聚力就是国家精神的雏形。

中华民族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氏族发展,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结合之后开始了征战,《史记》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因而华夏民族是与多民族交融的结果,炎帝与黄帝建立的华夏民族将戎族、狄族、夷族等民族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多元化的民族系统。这种多民族的凝聚力就是形成国家形态强有力的趋势,正如炎帝火神、太阳神的形象,是一种向心力,也即是立国之精神。

此外,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处于农耕文明,也是以农立国的典型,炎帝神农所开启的农耕文明即是立国的源头。因此,农耕文明的发生发展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也就成为了华夏文明立国精神的基础。

炎帝神农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具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在农耕文明的关键转折期和发展期,勤劳务实、无私奉献、天下为公、贵和尚中的精神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富强壮大的主体,其之于现在也依然有着宝贵的价值。立国精神的萌芽更是为此后国家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炎帝神农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影响。(刘璨)

(高有鹏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仁慧、刘晓霜、刘璨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此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研究》(16BZW110)阶段性成果,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中华创世神话文化图系》(2017WSH002)阶段性成果)

 

《中国科学报》 (2019-01-10 第3版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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