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王莉萍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5-8-15 9: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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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能欣忆西南联大步行团“长征”:这一路三千五百里

西南联大200多名同学组成了步行团,在黄子坚、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徒步行军3500里,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长征”中的师生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业研究,更没忘记肩头所承担的民族责任……

    1934年,钱能欣在杭州师范毕业,他决定报考航空学校,以备将来参加空军。因为他深感日本军国主义气势汹汹,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不会改变,中日最后一战不可避免,希望能投笔从戎。当时国民党航空学校就设在杭州,在半年中,他报考了两次,但在体检中都由于视力不合格而未被录取。1936年9月,他考进北京大学学习政治,他认为将来做一个政治家,这对改造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也许可以做些贡献。

    他正是中华民族危难时期无数有志青年中的一员。

平彝即沾益县内中午招待聚餐


    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沦陷,作为北京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我辗转回到家乡南浔参加当地的抗日工作,主要是及时收听广播、印发快讯、报道全国抗战形势。不久见报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长沙成立临时联合大学,号召三校学生准时前去报到。于是,我和几个中学同乡雇了一辆小汽车绕道安徽宣城、芜湖换乘轮船到江西九江,到武汉,改乘火车到长沙。武汉是华中重镇,长沙成了武汉的重要后方。临时联大本部设在韭菜园圣经学院,文法学院就在那里上课,理工学院不久搬到南岳去了。大部分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断绝,学校一律发给贷学金,实际上不仅免除了学费,而且也够简单的伙食费用。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日军占领华东后即向华中进攻,武汉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这样长沙也紧张起来了。日本飞机开始光顾长沙。有一次就在韭菜园附近的火车站投下几枚炸弹。当时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正在举行婚礼,据说新郎、新娘和一些宾客都被炸死了,炸伤的更多。这时,学校当局决定尽快把学校迁往昆明。经各方同意特别得到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大力协助,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旅行团的有大部分男生和少数教授。张治中还指派了一名中将带领我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学生一律穿制服,但不带武器。

    我是步行团的积极分子,把行程70天沿途所见所闻据实记录,到昆明后整理成书,托同乡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西南三千五百里》,这本书我自己一本也没能留存,只听说中国社科院资料室现在好像有一本。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别说著作,就是自己父母及一些想纪念的至亲好友的照片也在不断地辗转迁移中丢失殆尽。

    参加步行团前,我对祖国的西南大地一无所知。学校从北平带出很多图书资料,由于不安定所以一直都装箱没有拆封。在决定迁校后,校方把装有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的箱子打开,以供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们普及知识。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更多的竟是日本人。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尤其是记录少数民族的情况,因为那时进入那些深山老林很不容易,而且这么长的路线几乎涵盖了西南的各少数民族。我要写一本中国自己的西南实录。

步行团运行李的车


    步行团每10人左右编成一队,每队选出一名队长照应,每位队员的行李都很简单,倒是人人都带一把伞。开始几天大家都走不惯,所以走得比较慢,后来逐渐快起来,一天也能走上百里路程,而且很多人喜欢上了穿草鞋。每到一地,我们会作短暂停留,教授会领着我们去少数民族家或者当地的集市看看民风民俗,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真是样样新鲜。但由于时间仓促,不能作长时间的停留,对当地也没能更深入地了解,所以我每到一县,就查找县志以此来弥补不足,有些比较大的县,县志做得也比较详细。

    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一路下来各种山歌我们真是听了不少。记得到了黔东重镇——镇远,我国出产桐油的重地,镇西南15里外就有一个苗寨,我们12人由专员公署副官和区公所主任引导,去拜访了这个苗寨,这个大土寨是青苗,因为他们喜欢穿着青衣而得名。这时我已看过日本人种学家关于苗族的一个调查报告,说青苗男子平均身长不到1.6米,我到那里见到的男女身高果然都比汉人矮小,但是身体健康。两个苗家为我们煮了饭和青菜,米饭颗粒大而且色白,清菜则淡而无味。当时食盐在苗区是很宝贵的,苗人一切生活上的需用品都可以自己制造,只有盐必须从汉人处购买。饭后,我们坐在草地上唱歌,苗家女子们都出来了,我们唱完,她们跟着唱,歌声清脆,尾音悠长,充满着忧郁。歌词大意是:“你们离别了家乡,老母亲思念你们,你们做了官,老母亲在家也高兴……”我们告别时,她们又送上了一曲告别歌,大意是:“大人们到这里来,恕我们招待不周,又蒙你们赏赐钱,真是感激不尽。”

    少数民族实在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记录和发掘的东西,光苗家就又分为青苗、花苗、甩裙苗、海爬苗、纠纠苗、索苗等。后来我们又过了几处苗地,我当时记录了一些苗族歌曲,也记录了各处苗人的不同风俗习惯,也发现苗民之间的语言也各有不通。我甚至用罗马字母拼音记录对比了涌溪青苗和凉水井青苗念数字的差异。

    记不清是在哪一省的深山老林,我们遇见在森林深处居住的一位少数民族,他不会汉语,讲的话谁也听不懂,后来我们一行有位学拉丁语的忽然发现这个人竟然正在尝试用拉丁语和我们交谈。好半天我们才搞明白,有意大利的传教士深入到此处传教授业,当地的人跟着这位传教士竟然学了拉丁文。我们当时都很感慨,作为中国人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民族真是了解得很少,做得也很不够。

步行团成员渡河


    有载歌载舞的时候,也有身临困境的时候。但是,我一路写日记大多就是记这些乡土风俗,没有记录行进时的艰难,凡是遇到大风大雨甚至大雪天赶路,那天的日记都很少,也就几行字。因为,这时了解、研究西南边疆已经是我最大的愿望。对所经过地区的人口、社会经济情况,我尽可能多作了解,忠实记录。对于湘西、黔东和滇南的各少数民族,因为生活环境、地理差异等不同产生的各具特点的分支,我的记载比较详细,沿途还照了很多照片,后来等写书时,这些照片都成了很宝贵的直观的资料。

    这一路走下来大约3500里,用了两个月零10天。对于步行团的成员自身,这是件非常高兴也值得纪念的事情。至于西南专题研究报告,步行团中教授、同学都有做。当时,叶恭绰先生就研究了西南文化的开发问题,我认为他是对的,西南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空谈如何去开发西南,而是要实地去了解西南。我想,我的收获也不仅仅是后来出的那本书。

    1940年夏,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又辗转到巴黎大学文学院学习,那时的法国也不是乐土,也处在战争的边缘。在兵荒马乱中渡过了14年之后,1951年5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外交部任职。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已成了共和国的首都。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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