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评价体系设定一个发展的大致框架，目的是鼓励高新区创新发展。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区域和高新区本身的差异性，同一的指标很难获得普遍认同，并成为引领高新区不断上升的权威指标体系。图片来源quanjing.com
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性大，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新升级的国家级高新区照顾到了各个地区的平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评价指标很难适应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高新区。一些高新区就自身发展实践提出，应该给高新区评价体系做做“加法”。
■本报记者 杨琪
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起点，国家级高新区数量先后扩大到27家、54家和88家。10月1日之前，国家级高新区已突破100家。
“总体而言，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评价体系）对高新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位地处西南的某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说，“但是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实践，我愈发意识到，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评价不同资源禀赋的高新区。”
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性大，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新升级的国家级高新区照顾到了各个地区的平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意味着评价体系该做做“加法”了？
评价体系尚存不足
我国高新区发展20年，“国家队”数量已破百，与此同时，不少高新区面积也不断扩张，有的高新区从最初的几平方公里已扩至几十平方公里，甚至达到三四百平方公里。发展的区域扩大，建设的范围扩张，人口数量随之增加，有些高新区的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已近百万人。
面对不断“膨大”的国家级高新区，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和指导，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高新区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技部先后于1993年、1999年、2004年制定和修改了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2008年，科技部出台了新的国家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国家高新区的考评体系和机制。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宋捷认为，评价体系为不同时期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平台，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考核评价制度尚存不足，难以适应园区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体要求。”
比如“达标扰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无锡高新区曾引入某现代化工厂。该工厂达产后，空气中产生的异味对管委会与当地居民造成了困扰。
“当我们进行环保检查后发现，所有的考核都达标。那么为什么符合标准还会扰民？因为执行的标准已经落后了。”江苏省无锡新区工委主任、无锡国家高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黄胜平说。
去年，无锡高新区就此问题组织江南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进行研究，讨论如何治理达标扰民问题。“从这一点上看，高新区评价体系尚须改进，应该更加重视生态环境。”
国家与地方要求难两全
黄胜平说：“现在，自主创新成了国家战略。评价体系应突出国家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应将此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内容。”
他认为，过去，有些高新区或地方政府对这一点认识并非十分明确，也不统一，部分高新区将一般科技创新“打扮”成自主创新。“评价体系的指标设计应更强调高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黄胜平说。
当高新区力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时，又不得不看地方政府的“脸色”。
宋捷认为，国家制定高新区评价体系的原则是将国家高新区作为国家的政策工具，评价体系定位于“政策评价”，从“四位一体”和“五个转变”出发建立指标体系；从支撑性、投入性和产出性等不同角度选取指标，尽可能使同一层次各指标具有独立性；用效率等比值型指标，不用总量等规模型指标，消除总量或规模等政策覆盖面的差异性影响。
“而地方政府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出发，加之受传统政绩观的影响，对所辖国家高新区的考核主要指标设置往往与国家科技部的考核不同。”宋捷说，这造成了3种不良后果。
其一是重经济规模，轻发展质量。在一些地方，考核评价过于追求经济指标，片面追求GDP的规模与增长速度，忽略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特别是不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其二是重有形显绩，轻无形潜绩。从各地发展现状来看，由于有形的显绩见效快，因而重招商引资、重经济扩张，热衷于做“面子工程”、“数字工程”，不愿做时效长、打基础的工作，如技术研发、项目孵化和科技创新，忽视高新区所肩负的国家使命。
其三是地方政府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发展。有些地方往往关注一些当前量化的经济社会指标完成情况，对那些周期长、见效慢但关系国家和地区发展大计的事业，却不愿多去考虑和投入，挫伤高新区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地方更重视GDP增长和经济块头，而对自主创新并未作太多要求。因此，评价体系在评测各高新区时，是否可考察地方政府对高新区自主创新的支持程度呢？”黄胜平说。
分类指导是关键
“尽管大家都属于国家级，但是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大有不同。”上文提到的某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说，“如果不能科学地进行分类指导，排名靠前的是‘老面孔’，排名靠后的也是‘老面孔’。”
有学者曾调研该高新区，发现这家国家级高新区中产生的经济效益，90%以上不是来自高科技产业，而是传统产业。因此，在评价体系中，该高新区排名比较落后。
现在，该高新区定位于文化创意产业，“我们更期待能够得到分类指导。”这位主任说。
“各高新区迫切希望得到分类指导。比如按地区进行分类，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高新区，发展水平和方式有很大差异；按工业和产业分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农业类园区就需要区别对待。”黄胜平说。
“目前，对高新区的考核基本上是一个模式，没有根据高新区所在地域、层次、基础、功能定位进行区分，实行不同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原因之一是，分类指导难以落实。”宋捷说。
国家高新区按照其发展基础和未来目标，被分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和创新型特色园区三类园区。再加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同类型园区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和诉求。
“这种分类方式表面看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实际上仅仅着眼于国家高新区内部的简单分类，没有统筹考虑全国范围内所存在的各种园区类型，难以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所认同。”他说。
比如在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经开区的发展方面，很多城市并不因为这个分类标准的存在而区别对待，大多数城市对于同城存在的国家高新区和经开区，均采取一个考核标准，从而陷入单纯拼规模、比速度的怪圈。
宋捷认为，新的考核指标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不同类别、不同特色、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基础情况下高新区发展的差异性，根据不同情况设置相异的考核体系内容，在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下，对考核内容赋予不同的权重结构和侧重点；科学设置考核内容和指标，充分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
《中国科学报》 (202-10-27 B1 园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