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传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1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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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科学的隔阂有多深
——2011年引进版科学文化类图书亮点述评


 
■尹传红
 
科学已经“自绝于社会”?
 
全球变暖、能源危机、核扩散……21世纪的许多紧迫问题和重大挑战都与科学息息相关,或者需有科学才能解决,然而,我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关注却越来越少。在美国,每5小时的有线新闻中,留给科学的只有1分钟;过去20年里,每周刊登科学或相关内容的报纸数量减少了2/3;2008年,CNN关闭了它的科学、太空、技术和环境部门。2009年,《波士顿环球报》取消了其声望颇高的科学版。“动荡过后,我们大体上称作‘科学传播’的东西——那座在专家公众之间摇摇欲坠的桥梁——终于开始崩塌。”
 
这些信息,出自美国记者兼畅销书作家克里斯·穆尼与科学家雪莉·柯申鲍姆合著的《科学离我们有多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你该不会感到惊讶吧?该书详细描述了科学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着重分析了科学在传播上的重大困境,对科学家和美国大众之间存在的文化隔阂深感忧虑。在作者看来,科学之所以“没落”,政客、媒体和娱乐业都有责任,他们没能带领我们理解科学、欣赏科学。另外,科学文化本身也该负起责任:“在某些方面,科学已经自绝于社会”。作者寄希望于科学本身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文化。“我们确信,未来取决于此。”
 
观照历史,一些由若干重大事件串起来的细节耐人寻味。回溯半个多世纪以前,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旋即“在整个自由世界掀起了一股恐怖的浪潮”(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其回忆录中的描述)。它给美国人带来的是失望、痛心和对美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怀疑,乃至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
 
华裔美籍学者王作跃所著的《在卫星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是基于上述背景,详实考察了美国科学界人士如何在“红色恐慌”中强化其影响力进而“拯救”美国科学,又如何借此良机来增加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并控制核军备竞赛,等等。
 
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是通过教育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科学教育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而由曾经担任过英格兰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的温·哈伦编著、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翻译的《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科学普及出版社),则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对于科学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围绕科学上的“大概念”构建科学课程体系的解决方案。此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启发我们从更广阔的空间来审视科学教育:它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不再以培养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为首要目标,而要以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全体学生的科学素质为首要目标。
 
用智慧驱赶恐惧
 
曾听一位科学传播学者感慨:人生观,我们讲得太多了;死亡观,却几乎从来没人提起。是啊,我们一向对死亡恐惧至极、讳莫如深,因而便很少有关于死亡的教育。其实,生与死,本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死亡并非生命的敌人,因为正是死亡才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美国学者查尔斯·科尔等著《死亡课:关于死亡、临终和丧亲之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多个认识死亡的视角,特别是以发展的视角来纵观生命进程中与死亡相关的事物。作者期望通过本书,帮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重要课题,例如关于生命的局限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生命的脆弱及恢复能力,以及生命的质量和意义等。
 
与死亡挨得很近的是灾难。人们近十来年的感性认识表明,以往难得一遇的自然、金融等灾难以及大规模骚乱事件,如今似乎比预想的更加频繁,后果也更加严重。由美国研究风险管理与科学决策的学者霍华德·昆鲁斯等撰写的《灾难的启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其主旨在于提高人们识别、管理、应对那些我们感觉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会对国家甚至世界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事件的能力。
 
人类社会对之梦寐以求,却又在使用时为之担惊受怕,这是什么玩意儿?2011年春天日本福岛发生的核泄漏事故,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核能的信任危机;而面向公众的关于核技术的读物,通常都是关于灾难、破坏和死亡的话题。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高级科学家詹姆斯·马哈菲著《原子的觉醒——解读核能的历史和未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有所不同,虽然书中章节读来有时让人倍觉恐慌,有时又让人心有所慰,但它始终是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介绍核能,字里行间也不乏诙谐幽默。
 
探索之趣与理性之美
 
国内推出的中高端科普图书一向以引进版居多,而且几乎都集中在“第一推动”、“哲人石”、“盗火者”等几个“大牌”丛书之中。不过,最近一两年里,已有越来越多的非科技类出版社翻译出版中高端科普图书。
 
2011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素以辞书类出版物“当家”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一气推出了以科学人文类译著为主的“辞海译丛”(第一辑)4本:海因茨·R·帕格尔斯著《宇宙密码:作为自然界语言的量子物理》,安·希布纳·科布利茨著《旷代女杰:柯瓦列夫斯基卡娅传》,雷蒙德·M·斯穆里安著《这本书叫什么?——奇谲的逻辑谜题》,诺埃尔·T·博阿兹等著《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后者特别题献给已故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书中内容多半与中国相关。
 
其他非科技类出版社今年推出、也值得一提的中高端科普图书有:美国女物理学家艾弗琳·盖茨著《爱因斯坦的望远镜:探索暗物质和暗能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德国两位学数学和物理学出身的作家托比阿斯·胡阿特、马克斯·劳讷合著《多重宇宙:一个世界太少了?》(三联书店),美国女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著《弯曲的旅行:揭开隐藏的宇宙维度之谜》(万卷出版公司),美国生物学家伯特·荷尔多布勒与爱德华·O·威尔逊合著《超个体:昆虫社会的美丽、优雅和奇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几本书的内容几乎都涉及当今科学的前沿领域,并且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然而,显见作者们在通俗性上都下足了工夫,用他们充满感性和魅力的笔触,饶有意味地表达出了探索之趣与理性之美,从而拉近了科学跟读者的距离。
 
2011年翻译出版的科学人物传记,最令人激赏也最有市场的,当属美国《时代》杂志前总编沃尔特·艾萨克森撰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中信出版社)。而华裔美籍女作家张纯如1995年推出的《蚕丝:钱学森传》,其中译本(中信出版社)虽说姗姗来迟,但也赢得了较好的读者口碑和市场反应。这两本书均以某种话题形式,在传媒中引出了中国人对鼓励创新和培养杰出人才的激情呼吁与深长思考。
 
“不要用自传为过去的行动或动机提供理由。”这条格言相当精妙地显示了《不要烦人:科学生涯经验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这本自传的迷人色调,及其直言不讳的自我揭示。它同时也实践了其作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对自己的忠告:“把好故事首先讲出来”。
 
新传记《麦克斯韦:改变一切的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自英国一位退休的政府公务员巴兹尔·马洪之手。作者坦承自少年时代就对麦克斯韦着迷,并因其声誉与其杰出成就不相匹配而深感“不公平”。是的,爱因斯坦说过,“麦克斯韦标志着一个科学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科学时代的开始”。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想想看吧,麦克斯韦那看似深奥玄妙、超越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把科学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拉得多近!
 
《中国科学报》 (2012-01-01 A27 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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