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时下的海外学子而言，“归不归”其实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归”。
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等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圈子”里，一些博士毕业面临择业压力的年轻人，正在为去留的问题激烈斗争。一股彷徨、焦虑的情绪在蔓延。
“归吧，（国内）消费与国际接轨了，收入归到了第四世界，怎么归？回国图个啥？”也有人追问：“那每天吃饭图啥啊，活着图啥啊？”
“圈子”内的争论再次打破既有单纯、平静的求学生活。
在距离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开启留学生涯140年的今天，一些博士海归开始为能否回国、以何种身份回国而纠结。
想做事的人还是想回来
即使是现在，郭伟（化名）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回国，虽然他在一两年前就在考虑不再续签工作合同。受他法国导师的看重和挽留，他一直待在国外做博士后，负责一些项目及研究工作。其间有一天，他远在上海的夫人在电话中跟他讨论“幸福感”的问题，他才意识到回国发展的紧迫性——对家庭而言，经济上的考虑固然重要，但一家人在一起才是首要的目标。
现在，郭伟开始留意国内外好的就业机会，并频频与国内几家单位接洽，游走于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
与那些在国外拿到学位的“纯海归”不同，郭伟的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在国内获得，随后他赴法国做博士后，因此算是“半海归”。
坐在宿舍电脑前和记者视频聊天，郭伟强调：“人太多了，得先回国占一个位置。占个位置很重要！”
其实，国内用人单位对于“一般”海归挑挑拣拣的做法已非新闻。由于近年受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海外人才不断涌入，以前那种海外学历吃香的时代正在远去。这或许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特征。
博士学位还不够
一边是高校、科研机构，一边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在回国路径的抉择上，高校与城市是两个重要的衡量因素。
多数情况下，博士毕业的海归会首选高校，如“211工程”名校，以国内排名TOP10为主。如果遇到非大城市如北京、上海不去的情况，甚至退而求其次，进入一般大学的也大有人在。
留学生倾向于国内名校的职位，国内高校同样看重海归们的名校身份。近年来，名校之争、大城市之争在海归的归国选择中愈演愈烈，这让很多国内名校对应聘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职位也越来越少，让一般人不敢染指。
以北京、上海等地高校为例，一些高校所聘岗位不仅要求求职者是留学海外的博士、博士后，还必须来自海外如北美名校。中国前20名的高校对于北美高校的博士生，尤其是拿到终身教职的人才，基本上会照单全收。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国内高校对留学生‘海外名校毕业’的身份要求近乎苛刻，甚至已超出职位本身的能力要求。”郭伟说。
去年，郭伟到上海某高校应聘，对方出于对他“非名校出身”的判断，继而对他的科研能力、专业方向也不在意起来。对方甚至明确表态：你来了后能拉来项目、拉来钱吗？
“国内高校不是想培养大师，而是想引进大师，通过引进来带动一个方向或领域。”这种直白的表述引发了郭伟的沮丧和愤怒，“它们（国内高校）缺乏容忍、隐忍、厚积薄发的精神，急功近利，很想成功，又没有耐心。”
通过和在海外工作多年的老外、海归们交流，郭伟发现大家在某一点上有着高度的认同：想回国发展，想要获得更好的机会，博士学位已远远不够。必须在海外高校拿到教职，那时候回国才会受到“真正的”欢迎。
过渡阶段先占个位置
相比较国内博士生每月几百元的补贴，国外的补贴、奖学金则相对丰厚许多。在韩国，博士奖学金为150万元韩币，相当于9000多元人民币。其中除去70万元的学费，以及每个月三四十万元的伙食费，还能省下一部分。其博士后月薪约为240万元韩币。
在欧洲，博士后的月薪约为2400欧元，维持基本生活且尚有结余不成问题。
在北美，取决于不同州，博士的全奖略有不同，但平均也在2万美元左右。
依靠微薄的补贴或奖学金，尤其读到博士的同学往往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很多已经娶妻生子，国内的博士生将面临生存困境，他们很难不向家里要钱，而且这种境遇还和导师的水平有很大关系。在生活的重压下，又期望他们做出优秀的研究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博士生在待遇上的国别差异，恰恰反映出他们在就业后所获得的薪酬水平。“海外的博士挣钱确实比国内多，如果我们回到国内一线城市从讲师做起，每个月几千元的基本工资很难撑起一个家庭。”郭伟说，所以他会相应降低标准，先在国内占一个位置过渡一下，然后再考虑进一步发展。例如，去二三线城市发展。
郭伟的选择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他认为这也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对于不少倾向于回国的海外学子来说，国内的位置越来越少，待遇也不高，这让他们难以抉择，陷入想回又不能回的两难境地。
“想做事的人还是想回来，在国内能调动的资源毕竟比海外多得多。”郭伟直言不讳地说，“其实最理想的一条回国路，就是在国外混得小有名气。只要你是牛人，国内肯定欢迎，待遇也很好。”
海归语录
现在国内虽然有很多人才引进计划，会提供项目资助、经费支持，但要求很高，如是否是紧缺专业，是否有雄厚的背景（拿到国外教职）以及其他头衔。这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高技术人才的侧重点有点偏，对牛人太重视，对一般性有发展潜质的科研人才重视不够，造成他们的生存环境很艰难。
真要回去，心态肯定要调整，不管怎么样，自己要问心无愧吧。对于国家民族，我拆开来说，为了“家”为了父母回国的心是肯定有的；“民族”，就像文化落差的问题，是根啊；“国”，其实，我们这些在外面的“穷二代”，可能很多人真的还是想着国家，总想回国的。虽说现在国内很多情形让我们挺失望的，比如毒奶粉、撞动车什么的，可是，只能说想恨不容易，爱难说出口吧。
我想起曾经读过的《巨流河》里面的一段话，是国学大师钱穆说的。他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然后我在人人网和国内很多同学讨论这段话，我们都在思考，我们这一代人，预示的就是中国的将来，我们又会把中国引向哪里？（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张林采写）
回国后担心被浮躁
一周前，苏瑾（化名）和她在韩国浦项工业大学的同学登记结婚，至今仍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幸福之中。
苏瑾的硕士、博士都在浦项工业大学就读，专业方向是化工，预计明年博士毕业。在博士毕业之前搞定自己的婚姻问题，对于不少抱憾于与婚姻无缘或者被岁月蹉跎了的博士来说，无疑是一件幸福而又明智的事情。
苏瑾向记者描述自己的时候，称自己小眼睛、矮个子……热心、活泼，认死理。当记者征询因为隐私是否有必要隐去学校名字时，她在QQ窗口打了一行字：不用，算是为浦项工大免费宣传一次。
苏瑾家在中部城市，她老公家在东北，两人都是独生子女，因此对于双方父母的照顾成为他们回国发展的决定因素。“回国是肯定的，不过可能不会毕业后马上回国。”苏瑾说，“假如以后我们在国外发展的话，父母肯定是我们的心病。”
选择回国是一种家国情结
把握回国时机，对海归们来说尤为最重。特别是对于理工科博士而言，仅有国外博士学位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否则即使回到国内高校，也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和高影响因子的论文，短期内难以开创局面。
心仪高校，和苏瑾的性格有关。在学校和实验室呆久了，让她始终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找到外界无法理解的满足感。由此，高校成为他们夫妻回国发展的首选。
选择回国，还出于异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留在国外，最主要的是文化需求上比较难满足。本来在外面很多中国的东西都接触不到，然后待的时间太长，总觉得没根没底的，心里很不安稳。”
在集体主义比较严重的韩国，实验室的同学一般都是一起做事，这让中国学生很不习惯。“韩国学生聊得开心，虽然也会照顾你，给你找话题，但是总是觉得很孤独。”苏瑾说。这种天然的疏离、排斥，让外人很难融入。
苏瑾的同学评价她是一个才女，文史方面的书看得较多，容易感性。她的选择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回国，是很多海归们都有的“家国情结”带来的必然选择。
看重在二线城市发展
浦项工大的软硬件条件在亚洲高校中属于佼佼者，硬件条件尤为突出。之前有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来此作交流，对学校环境很是称赞。
苏瑾研究的是新能源方面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对于他们组来说属于新开发的方向，近几年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在产业化和合作方面也多有突破。
“我们课题组在韩国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组，但是理论支持还不是太够。国内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宁波材料所都做得很好。”苏瑾说。同时，专业上的优势未必会成为回国就业和发展的优势。“还是要看平台。要是有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正好有发展这个方向的考量，又有资金和项目支持，可能就比较契合。”
出于对回国后生活压力的考虑，苏瑾将来倾向于选择二线城市发展，并且不排除回双方一方的老家。对于如今很多海归首选一线城市，造成一线城市人才济济、竞争激烈，苏瑾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理性和对从容生活的追求。
在尝试和国内学校一些老师接触，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苏瑾感到博士毕业立即回国好像不大有优势。
“比较好的高校，如‘985工程’之类的，博士回去后只能是讲师，一开始没有学生，没有课题，只能跟着大组的大老板后面打杂。每个月基本工资，挣扎在温饱线上吧。”差一些的学校可想而知。
因此，苏瑾也许会和老公先做一站博士后，一边做博士后一边继续留心国内的位置。回国是肯定的，对苏瑾来说，毕业后立即回去并不明智。
为浮躁之风担忧
前一阵子，南方科技大学因为核心团队出走而引发的案例特别火，引起苏瑾和香港及内地一帮同学的激烈讨论。
“我很奇怪，为什么在国内办一个民办研究型高校这么难。感觉到底还是因为制度问题，才会做点什么事情都显得惊世骇俗，口水多过行动。”苏瑾说。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类似于香港科技大学和浦项工大的研究型学校，这几年在韩国已有多所异军突起。“很顺利，建成没几年都能发SCIENCE、NATURE了。管理清明，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条件也都不错。”
据介绍，在用人招人上，韩国的私立大学经常招收刚从美国毕业的博士或者博士后，来之前工资和实验条件都谈好，新教授回国一般不到一年都能建成自己的实验室，买好仪器招好学生开工，上手特别快。
“感觉挺简单的事儿在国内都变复杂了。我觉得还是浮躁虚荣。驴粪蛋表面光！”
苏瑾担心回国后她会被这种浮躁所影响……虽然读博读到艰难的时候她也难免浮躁，但和一个国家的整体浮躁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苏瑾说：“一个国家的浮躁，挺危险的。”
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苏瑾也在两手准备：一边留意国内的职位，一边试着申请国外的博士后。如果不顺利的话，她只能选择别的方式“曲线回国”了。
回国 以什么身份？
张圆圆（化名）是典型的北京女孩，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在国内辗转了几年，为了更好的发展留学德国。一切行动都很毅然决然，不拖泥带水。
在德国完成硕士学业后，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最近，她回国了。她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想结婚，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也许是对于德国“严谨、刻板”的教育制度带来的超长学习周期（虽然这一教育制度已经改变）的厌倦和疲惫，她甚至可能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这也和她所选的文科专业以及未来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不无关系。
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德国的教育收费不高，对于以德语为主修语言的留学生来说甚至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压力，但对主修英语的留学生来说则价格不菲。
国外的人想回来，但是以什么身份回来，很多人纠结这个问题，很多人于是选择暂缓回国。
张圆圆看似是个特例，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一个萝卜一个坑
10年前，海归们进入国内高校相对容易，那时候出国的人不多，回来的人更少，机会似乎俯拾皆是。海外学历是一个富有含金量的耀人光环。
现在的情形大为改观。海归，回来后活不活得下去都成问题。
不久前的一个例子，一个林业专业的德国硕士生毕业后曾考虑回北京，意向方单位开出税前月薪3000元的工资，把他“一闷棍打了回去”。
当时美国的房价也就每平方米6000元人民币，一般的美国人工作三四年就能买一栋上百平方米的独居。反观国内的生活成本，北京的房价，那个德国硕士没理由回来。
“以前国内缺人，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压根没位置。”张圆圆无奈地说，“我们在国外讨论很多，非常苦恼，但国内的工资实在太低，只要不是千分之十的人才，就别考虑（回来）。”
和大多数海归一样，张圆圆考虑最多的还是父母亲人都在北京，需要照顾。找工作也需要关系。“博士毕业后都30多岁了，年龄没有优势，怎么办？”
在德国留学，与文科生相比，理科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一个班能顺利毕业的也就两三成。当然，一旦修成正果，前途相当明朗。
德国的薪酬透明、公正，博士毕业一旦有企业同意接收，必须按照规定的学历标准支付工资，低于标准的薪酬可视为违法行为。
张圆圆介绍，外国人得到一份工作前，必须先去当地的工作局（相当于国内的劳动人事局）办理工作签证，工作局会考察用工方支付的薪酬，如硕士、博士应有相应的薪酬标准。低于标准的外国人将无法获得工作签证。“必须遵循规范，同时也是出于维护劳动力市场正常秩序的需要。德国人就这么一丝不苟、严格按照章程办事。国民性使然。”
博士多 不如技术工人多
在德国，小孩很早就开始进行分流，约25%的人选择升高级中学、上大学，剩下75%的孩子上技校当学徒或者学习其他技能。对于德国家庭，大学只是一个途径，相反技工挣钱也不少，学手艺更受德国家庭的欢迎。
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一些在当地找到工作，也有做买卖的，要不找个老外结婚，还有最后不得不回来的。当然，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出于对孩子未来发展的考虑，不回来的可能性更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养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主要取决于孩子父母的收入，德国政府对于低收入家庭有相对公平和完善的保障。
“德国也在吸引人才，计算机、生物、机械等专业比较缺，但毕业很难。只要毕业了，就会和工资水平挂钩。”张圆圆说。
在当地，外国人融入本地社会尤其难。“中国人和中国人玩。”张圆圆调侃道，“我出去之前谁愿意在央企待啊，现在不一样了，许多当时的同学都成为这个‘长’、那个‘长’的，回来请吃饭都是他们请。在国外的人一般都很节俭。”她的话透着一种失落感。
在德国待的这几年，让张圆圆对这个以技术工人闻名的国家抱有很大的敬畏感。就像德国家庭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技术工人，而不是大学教授。因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社会哪里需要那么多大学教授。
而中国，是不是应该大力培养技术工人，而不是博士？
“出国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会很痛苦。回家就是写作业，考试是实打实的，剩余的时间还得打工挣钱。”张圆圆认为，国内在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或许存在误导。
改变它 融入它做科研交流使者
韦东胜，德国汉堡大学的生物博士，即将毕业。从当年获得德国政府奖学金，到现在代表德国到荷兰皇家科学院作3个月的短期访问，他用了近5年时间，也赢得了许多值得骄傲的成绩。
“他是那种比较钻事业的人，也是一个书呆子。”他的朋友在评价他时也不忘捎带挖苦一句。但见过他照片或本人的人显然不会这么认为，说他敬业，事实俱在；说他迂阔，对于一个目光带着执著的人来说，怎么都靠不上。
韦东胜在荷兰访问期间，国内主要的科研院所、高校正在德国部分城市招聘人才。据说，中科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悉数到场。
他把这条信息当做花絮告诉记者，同时引出了他的另一个话题：今年，他得到欧洲微生物学会（FEMS）颁发的奖学金。这是一项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资助。
韦东胜的研究领域是微生物学，目前在荷兰的主攻方向是青霉和曲霉的系统分类。青霉和曲霉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生物，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在医药和食品等行业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因此他的研究方向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韦东胜认为，只要在国外脚踏实地工作，肯定会积累很多经验，回国后就能保证自身的优势，而不用担心有没有职位的问题。
他经常回国，和国内单位保持联系。“其实国内的实验条件并不比国外差。国内缺的是学科带头人。”他说。
韦东胜刚到德国的时候，遇到一件让他不解的事情。一个中国博士毕业后在当地中国餐馆当服务员。即使后来知道餐馆服务员的月薪可以达到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接近当地的中等收入水平。
今天，当面临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开始理解了。许多留学生不回国，固然有种种考虑，但即使在德国当地找一份不算太好的工作，生活依然能够得到保障，而且很可能还比国内强。
“大部分人愿意留在国外，我理解，但这不是我的追求。”这是韦东胜一贯坚持的态度。他的目标是回到国内做一名学术带头人，并能够经常和国外科学家一起做课题、进行交流。
“我愿做一个交流的使者，能够带动两国在科研上的进一步交流。”正如当年他在申请德国政府奖学金时所坚持的那样，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梦想的人，否则当初也不会选择出国。
“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才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这时候非常想家。”韦东胜说，博士毕业不回国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祖国总是自己的。要改变它，最好的途径是参与。
《科学时报》 (2011-08-08 A3 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