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龙九尊
尽管有大量生物药物的专利即将“集体”到期，但由于高昂的研发成本、烦琐的审批程序以及尚未明确的监管法规，国内制药企业想要对这些药物进行仿制，似乎不大容易。
据美国医药研究机构Markets and Markets预测，全球生物仿制药市场在2014年可高达194亿美元。而到2016年，价值260亿美元的生物制剂的专利将到期，这似乎给生物仿制药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但对于中国制药企业来说，这更像是纸上谈兵。
根据现行法律，不管是原创还是仿制，所有生物药物必须当做新药进行审批。由此导致生物仿制药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漫长的研发周期。如果这一现状得不到改观，面对全球生物仿制药市场这块大蛋糕，中国药企只能作壁上观。
“现在高层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在完善我们的法规和技术指南。”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副院长王军志在日前举行的2011国际生物经济大会上表示。
法规阙如
生物仿制药，亦即非专利生物制药，它是在专利药到期以后，利用已有的数据进行简化生产上市的药品。病人、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为减少生物制药的成本，对生物仿制药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
而一些生物制药产品专利的到期给全球生物仿制药市场提供了众多的机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生物技术类产品专利在欧美已纷纷到期。美国医药研究机构Markets and Markets预测：全球生物仿制药市场在2014年可高达194亿美元，而到2016年，约有250亿美元份额的生物制剂将失去专利保护。
截至2010年，欧洲已上市近10个生物类仿制产品。发展中国家如韩国LG LIFESCIENCE公司、印度BIOCON公司相关生物类仿制药物相继在欧盟上市。
我国从1989年第一个重组蛋白质药物产品开始，生物仿制药已有多年的历史。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马宏建透露，我国已经批准上市的13类25种382个不同规格的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工程疫苗产品，只有6类9种21个规格的产品属于原创，其余都属于仿制。
王军志也透露，目前国内正在研究的100多个生物药物中，大部分都属于改进型仿制的生物药物。
不过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在生物仿制药研发上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在研发速度上也落后于巴西，韩国等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和药品检定院研究员王国治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国家对生物仿制药重视和投入严重不足、我国生物仿制药缺乏符合我国国情简化审批程序的技术指导原则。
“我们也建议，生物技术药物发展以后，原来的法规、技术指南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王军志说，“WHO、印度、巴西、韩国都有了生物仿制药法规，而我国尚未有类似法规。没有法规，如何进行仿制？仿制了以后怎么进行评价？”
根据现行法律，不管是原创还是仿制，所有生物药物在研发评价时都是按照新药进行评价。
“这实际上是造成浪费。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王军志说，“现在高层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正在完善我们的法规和技术指南。”
利益博弈
多位专家认为，法规阙如主要源于监管层、科学界以及产业界对生物仿制药本身定性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
由于生物制剂由蛋白质制成，分子大小为常规化学药物的800倍以上，结构非常复杂，仿制药很难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做到与原创药一致。因此，有观点认为生物制剂不存在仿制药。
极力赞同这一观点的是原创药研发者，因为这样可以从根本上竖起一道高高的技术壁垒，让仿制者望而却步。不少政策制定者也从公众安全角度考虑，对生物仿制药抱着谨慎的态度。
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尽管仿制药与原创药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是不能因此否认没有仿制药。这一观点为仿制药企业所强调，他们喊出漂亮的口号：大量仿制药的出现，可以有效降低生物制药价格，这对患者和资金保障不足的医保计划来说，是一个福音。
“这实际上是一场博弈。”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医药行业分析师石明博士说，美国政府迟迟未批准生物仿制药，正源于上述两大游说集团暗战未消，谁也未能说服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北京未名福源基因药物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裁于在林认为，只要氨基酸结构相同和它的二级结构相同，如果生物学又具有等效性，就认为是Bio-similars（生物类似药），或如大家所称“生物仿制药”。
王军志表示，生物仿制药一方面要证明其在质量、结构方面和原创药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又要证明它和原创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对于完全创新的药来说，生物仿制药的靶点、机制、临床效果和安全性已有相当资料来证明，所以重点是要证明其质量和原创药完全一致。
该产业迄今为止仿制成功的药物只限于人类生长激素，治疗贫血的EPO和治疗白血球减少的G-CSF等，目前仿制的重点放在了抗体治疗方面。仿制的对象包括强生公司治疗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Remicade和罗氏公司的抗血癌药物Rituxan等药物。2010年，Remicade全球销售额达到80亿美元。
不过在于在林看来，国内药企不如盯好国内市场，下大力气研发生物原创药。他分析说，生物仿制药有明确的适应症，例如β干扰素在国外早已成药，但是该药批准的适应症在中国此类患者很少，而要更换其适应症则很不容易。
于在林就选择了这样的策略，数个药物分子改进型的治疗用生物制品国家I类新药已经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提交了注册临床试验研究许可申报。“长效重组HSA/IFNa2b融合蛋白专利新药临床前研究”去年年底也获得海淀区科委立项和资助，目前进展顺利。
等待“松绑”
“目前国内在疫苗和单抗方面有几家实力不错的企业，大概有10多家企业能参与国际生物仿制药市场的角逐。”石明说。
石明说，在研发成本上，生物仿制药显然远远高于化学仿制药。在国内仿制一个化学药大约只需要几百万人民币，但如果要做一个生物仿制药，至少需要投入2~3个亿。
而在产品终端价格上，生物仿制药与原创药似乎也不存在明显的差距。分析师预期，生物药品因仿制药竞争而降价的幅度只有20%~3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化学药进入非专利生产后平均降价幅度为90%。
这一问题在我国更为明显，严密烦琐的审批程序导致研发成本高企不下，这一成本必然会转移到终端产品上。因此，生物仿制药药企们提出的“仿制药将给患者降低费用”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更何况，原创药药企显然不愿拱手相让。
如果生物仿制药未能形成明显的价格优势，患者肯定更愿意选择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原创药，因为他们会接受医生们朴素的观点：仿的当然没有真的好。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生物仿制药难以顺利进入终端市场。
种种不利于生物仿制药发展的因素最终都指向监管法规，要求松绑的呼声在业界此起彼伏。今年6月，有媒体报道称，SFDA目前正在考虑对生物仿制药作出相应规定。不过截至发稿前，记者尚未获得SFDA的回复。
王军志则在电话中透露：“这个事情，我们正在一步步解决。”
《科学时报》 (2011-07-11 B1 中国生物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