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5月16日“观察·评论”版刊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撰写的《科技界的自律与苏格拉底悖论》一文，文章对著名科学家蒲慕明教授接受《科学新闻》杂志访谈表述的观点进行了评论，“蒲先生认为中国科学的核心病症是：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解决办法是：科学家应当自律”。李侠认为：“自律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约束力量，它通过漫长的教化与训练，最终达到对个体行为的规训作用；而他律则是在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下，划定个体的明确行为边界，具有强制性，一旦违规将受到相应的惩罚。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自律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他律的实现则是无条件的，他律的存在是自律发挥作用的基础，否则自律就是一种善意的乌托邦。”文章发表后，南昌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肖重发在其博客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报特邀肖李两位先生就科学家的自律与他律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科学时报》5月16日“观察·评论”版刊发李侠先生撰写的《科技界的自律与苏格拉底悖论》（简称李文）对自律和他律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剖析，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同意。因为这是道德与法律关系这个老话题的老调重弹，没有任何特别的新意。但是文章中对蒲慕明院士的批判显然是误读了《中国科学“病”在何处？》（简称蒲文）的缘故。要知道，蒲文是在施一公、饶毅的《中国的科研文化》（简称施文）基础上的“接着说”（冯友兰语），施文强调了“经费申请体制”的问题，蒲文进而强调了“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的问题，也就是说施文侧重于“他律”的问题，而蒲文侧重于“自律”的问题。

 

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对蒲文的观点作过很好的概括：

 

“我个人对蒲先生的说法的理解是，他认为中国的科研方面的有关制度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执行中并不如意，这是因为大家普遍不拿规矩当回事儿的结果。也就是说，现有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不是因为制度上的缺失，而是因为科学家本身缺乏自律的结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就是摆设而已。蒲先生没有表达出仅靠自律不用规则就能解决问题的意思，而是更加强调了现阶段自律的重要性而已。”

 

而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陈晓亚院士早就对施文蒲文两者的关系作了精彩点评：

 

“在我看来，施饶文章和蒲先生文章都值得喝彩，不管是科研体制问题，还是科学家自律问题，都有观点切中时弊，无所谓孰轻孰重，为什么一定要二选一呢？”

 

我觉得李侠先生的误解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文本解读上没有认识到蒲文是对施文的“接着说”。所以才会断定蒲文说“责怪体制而不检讨自己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就意味着仅靠自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也把蒲先生浅薄化了。我们知道，蒲先生为了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里“国际评审制度”宁愿得罪院士，这样的人难道会是一个否定他律重要性的人吗？二是跟李侠先生一贯的理念有关。根据文本理论，误读一般都跟读者本人的理念有关，而不是仅仅因为粗心导致误读。从李文中可以看出，李侠先生是一个制度论者，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制度上去，只要制度设计没有问题，一切就OK了。正因如此，他才会对蒲文强调自律产生条件反射性的“反对”。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我们的科研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其改革的必要性甚至紧迫性。但是广大科学研究者对此很有意见却无能为力。他们天然地会把一切强调自律的人当做是制度不足辩护的帮凶，尤其是像蒲先生这样在体制内有一点地位的科学家，就更难免嫌疑了。李侠先生作为科研政策专家能与广大科学工作者感同身受难能可贵。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作为学者更要追问制度背后的东西，因为任何制度的演绎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制度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而且在强调他律的同时，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自律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李侠老师太过于强调自律和他律排斥性的一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律和自律更多的是和谐的一面，只有两者协同工作，社会机制才能运转下去。正如《法律与宗教》的作者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所言，我想这句话用在科学界应该也是适合的：他律必须被自律所卫护，否则再完美的制度都会因起初微小的漏洞而被击穿得千疮百孔。

 

另外，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中国科学界很多问题的最终根源其实是“科学共同体”的不足甚至不存在，而没有形成自足的“科学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蒲先生所言“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这就让科技部重大基金的选题和评审变成内部少数人的“分赃”机制：大家水平都不够好，给你不给你都可以，这样导致公关变得相当重要，甚至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正如蒲先生所强调的：“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有产出的科学家（根据国际标准而定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资助。”中国真正有学术底气的科学家其实是不必也不屑于搞关系的，他们照样活得很好，“不差钱”。至少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而“各领域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尤其是“文革”科研中断和停办大学的缘故，这跟自律和他律都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高水平的实验室数量明显增多了，这必然有助于科学界建立自足的“科学共同体”。但正如蒲先生所强调的“科学文化或者科研传统（包括经费分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好几代科学家扎实（down-to-earth）的努力”。而这正是我们科学界建立“科学共同体”的使命所在。只有有了自足的“科学共同体”，自律与他律才能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科研机制从而得到和谐运转。

 

（作者为南昌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研）、

 

《科学时报》 (2011-06-13 A3 观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