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是以小说家身份名世的，虽说他还是著名报人与政论家。他一手创办的《明报》，发展成为涵盖了报纸、周刊、月刊、出版社等众多媒体在内的庞大产业，我曾认为香港就是这么一个良好的创业基地，只要是能人、想做事，很难有不成功的。它不存在制度设计上的歧视和限制，此前已制定出完备的竞赛规则，它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大学读书时代，我就很羡慕先生在这一点上的得天独厚，为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倍感庆幸。

 

金庸先生的小说陆续拍成了电视剧，有港台版，有大陆、港台混合版，有纯粹的大陆版，我是什么版本的都看过，纯粹的大陆版却是揪着心看，生理上不时有倒胃现象发生，最爱看的仍是港台版，人家的制作与演艺水平，是和目前的大陆不在一个级别档次上的。于是我常常叹恨金庸先生的“堕落”，把自己的好东西卖给人糟蹋，连眼皮都不眨。后来又想通了，本质上毕竟他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想靠这些人打开越来越广阔的大陆市场，只要有市场，将来还会有人不断出来倒腾，慢慢不就可观了吗？从不怎样如意，到自然成熟，是有摸索过程的。

 

诚然，金庸小说本身有结构、情节、理念、人物性格诸方面的可挑剔处，太模式化、太偶然性、太脱离实际、太匪夷所思等，不少的高品位文化人都当它们不登大雅之堂，普通口味的读者却往往喜欢得要命。他的语言、他叙述故事的方法、他的博学风雅、他从头至尾一环紧跟一环的扣人心弦的情节……其实都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作为小说的首要功能——愉悦休闲，它们更是达到了。

 

金庸小说艺术的最大特色应该说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个个性格分明，无论怎样不可思议，也都能自圆其说，有时虽与事理欠合，却吻合于情理，让读者不觉生硬难接受。这同样是欧洲小说不同于我们的特征之一——中国小说重视故事大于塑造人物，在这方面金庸恰恰是融合了中外之长。

 

成为“金迷”，我则自初中始。记得一位亲戚家，有成系列的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翻得已经不成样子了，掉去封皮，四角卷起，页面污糟，散发着刺鼻的怪味，每次去我都有新的发现，并不在意书页本身的破损不堪。所以每去串门，赛似过年，以至于延及校园，耽误学业，课上偷看，被拎着耳朵揪起来，接受家访，遭到父亲的家法伺候、悬梁刺股。至今未对梁羽生、古龙入迷，独爱金庸。大学时代斥巨资购得三联版金庸小说全套，没日没黑地挨着读，算是过足了瘾，不再有人管得住我了。

 

如果说他对于我的写小说、转向写小说、怎样写出好看的小说，没有影响，那肯定是自欺欺人。

 

2009年7年17日，小说家黄国荣先生就曾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为卑微者歌》，认为：“如今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的长篇小说委实少得可怜，蒋泥的最新长篇小说《玉色》倒是拽着我用双休日一口气读完的……要说不足，向翠瑶、向丹林和向摩叔侄三个农村贫民，恰恰与市长金东安、女儿金佳苓、妻子清帆一家三口相对，结成情感纠葛，似乎过巧，戏剧色彩过浓，减弱了作品原在和文学的批判力量。但金东安与向家原本生活在一个村子，这倒给故事缘渊赋予了合理性，揭示了中国官场腐败的基因——农民的劣根性。”

 

其中“一口气读完”“情感纠葛，似乎过巧，戏剧色彩过浓”等品质，可不都是大众文学的代表金庸小说的典型特征吗？

 

《科学时报》 (2011-04-28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