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龙九尊
1969年，冬天，安徽异常寒冷。一伙上海来的年轻人走出蚌埠火车站。一位摄影师突发奇想，决定要为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留下一点纪念。
面对陌生的土地和未来，这伙年轻人高举手臂，吵吵闹闹，高兴而盲目。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站在毛主席大画像左下方的小伙子。他短头发，短胡须，高举着左手，表情生动而热烈。
就这样，这一瞬间被拍了下来。这位单纯而稚气的青年尔后成为一名科学家：著名微生物学家、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
胎贱须得求换骨
“生于盛世书香家，胎贱须得求换骨。” 15年后，赵国屏在给妻子俞自由的一首诗里袒露了当年去农村的心迹。这首长达46句的近体诗里，这句诗正好可作为纷纭时局的注脚。
赵国屏的确出身书香世家。乃父赵祖康为著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青年时期即认为“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母亲张家惠主演赵祖康编写的话剧后陷入恋爱，后结为伉俪，并育有三女二男。赵国屏是最小的孩子，姐姐哥哥们分别是北大、清华、同济的学生。
1948年，43岁的张家惠生下赵国屏。 1949年5月，风雨飘摇之际，赵祖康仍出任了7天的国民党政权的上海代市长。有史家认为，赵祖康的这一行动对维持社会的治安、保护人民财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在尔后刚刚建立的新政权下，赵祖康要做的工作是“改造自己”。
这对年幼的赵国屏也产生了影响。这个经常在小院子里玩着花花草草的小男孩，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就在本子里写下“改造自己”的字句，以至于老师将此事惊讶地告诉赵的母亲。
不管如何，赵国屏认为自己受到的教育很正宗，“家庭教育、书本教育、社会教育这三者之间是一致的”。也许基于这一背景，赵国屏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老式的人”。
正如书中所说，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偶然而决定一生的开端。《科学画报》的一篇文章则决定了赵国屏未来的大走向。
这是一篇从DNA双螺旋结构讲起，最后讲到病毒的文章。病毒是“出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边界”这一描述让刚进初中的赵国屏非常着迷，他下决心报考北大生物系。听闻农村落后景象之后，赵国屏更是“想学好生物之后要改变农村”。
不过命运却让他走上另一条道路。1969年，20岁的赵国屏被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卷走，一头扎入安徽蒙城的怀抱，开始了10年插队生涯。
那一年安徽奇冷，有时达到零下23度。他们住在泥房子里，风呼呼直往门里灌。最为苦恼的是有米也没有柴火来做饭，他们只能用玉米棒子芯当柴火，每家一天只能煮两餐饭。
而晚餐一般都下午四五点吃完，知识青年们还要吹吹牛，聊聊天，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们开始体会到了什么叫肚子饿，什么叫饥寒交迫。
一个镜头捕捉到了赵国屏当年工作的一个瞬间。一天，赵祖康走过一家照相馆时看到一张照片，就对里边人说：照片里这个人是我儿子。于是他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赵祖康。照片中的赵国屏正在和一个队员做棉花套种。
彼时赵国屏也开始经历曼妙的爱情。俞自由，他未来的妻子，从女知青当上蒙城县委副书记。
长达10年的下乡生涯中，赵国屏经历了各种磨难锻炼，也从毛头小伙成长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这10年中，尽管有时难免期期艾艾，不过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充盈着他。
他写的一首《天净沙·晨兴》可以窥见当时的心境。一天早上，赵国屏对着破曙的霞光写下：“蓝天黄土红霞，金桥绿水青纱，大道东风骏马，旭日东升，壮士乐在天涯。”这和词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断肠人在天涯”旨趣截然相反。
若干年后，赵国屏回忆这段生涯时觉得不管做什么，碰到了坎一定要咬牙迈过去。“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一生负责” 的责任心贯穿始终。
而立之年当学童
10年过去，时间到了1978年，赵国屏开始步入而立之年，但此时似乎什么都没有立起来。不过这一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赵国屏决定读大学去。
但在填报志愿时，赵国屏并没有选择北大生物系。他填了一份让人难以理解的志愿表：第一志愿上海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什么意思？”俞自由看了这份志愿表后连问赵国屏。支吾了半天的赵国屏终于回答：“我想去复旦，但是怕考不上，我只是想告诉人家我是想报考复旦的。”这让俞自由哭笑不得。
最终，赵国屏进入复旦生物系。当时和赵国屏一起进入复旦生物系的还有贺福初、毛裕民等人，不过并不和赵国屏同班。像赵国屏这样年纪稍微大些，或者年纪小但成绩不太好的则分在微生物班。
复旦特别强调基础教育。赵国屏不得不死死记住那些无聊的诸如真菌分类之类的东西，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还得背诵20个氨基酸的名称。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临近毕业，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以学生身份成了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不过赵国屏决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读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开始了留学之路。这意味着和俞自由要离别了。
普度大学教授调侃说，普度招的是二流的学生，但要把你们培养成一流的学生，因此普度学习生涯非常艰苦，以至于有一年赵国屏竟像个孩子一样期盼学校会因天冷而取消考试。
这一时期，赵国屏和俞自由隔着太平洋互诉衷肠。1984年圣诞节夜晚，同室呼呼大睡，赵国屏却百感交集，他索性起来给俞自由写诗。这首长达46行的诗里，赵国屏将身世之感、际遇之惑、人情之困和盘托出。
“一别匆匆又经年，万语欲倾反无言。”赵国屏想起了已到风烛之年的二老，也挂念起远在天长县当副县长的俞自由。
彼时俞自由正为天长县的发展挖空心思。她赴任后第一件事是召集四大班子，给他们念秦朝政治家李斯的《谏逐客书》。随后当地官方开始四处出动，延揽人才发展经济。
对远在海外的赵国屏，俞自由的思念中也夹杂着女人的幽怨。
“人生青春有几何？”“何事重利轻离别？”“别后难得报安书，无情漫道无空闲！”这些的埋怨心绪不时出现在写给赵国屏的诗中。
赵国屏对此徐徐袒露自己的心迹。他说自己“生于盛世书香家，胎贱须得求换骨”，但是“十年改造功不成，一旦文革作粪土”。写着写着，赵国屏悲从中来，“也或愚忠生悲歌，而立之年当学童……立业成家两全事，为何于我独不成！”
对于俞自由的埋怨，赵国屏相信这只是女人思念到了极致而说的负气话。所以，他一边自解一边劝慰地说：“恨我薄情凭君怨，知吾重义亦唯侬。但须情义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
1985年，俞自由也来到了普度大学攻读农经，两人一起开始了校园生活。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俞自由获得普度大学农经博士学位。
老根新芽发何迟？
1992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两人思忖再三，决定回国。
“我40多岁了，还没有侍奉过二老，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我总不能在他最后的年代还留在美国吧。”赵国屏说，“再则为了我太太，她学的东西回来有用。我这么大了，在美国再奔波也不会弄出多大成绩，回去再不行也能为国家做点事情。”
回到上海的赵国屏在上海Promega（普罗麦克）公司当生产经理，两年之后产品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的实验室。
不过实验室艰苦的程度超乎想象。由于没有空调，冬天冷得没法做实验，而夏天则热得没法做实验。食堂更是差得一塌糊涂，学生们都在实验室里做饭。学生甚至开玩笑说：“我们的实验记录要写每天做什么饭，因为味道对我们实验记录有影响。”
赵国屏开始对实验室进行改造。一年之后，他们就拿到了三个大项目。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出任理事。此刻，国际上基因组学来势汹涌，席卷全球。
赵国屏“知天命”般选择了拓展新领域。从1998年开始做基因测序，做到了2001年。在中国融入国际人类基因组学革命潮流中，赵国屏迎来了科研的丰收。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Nature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克隆家族性白内障基因的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这句话让赵国屏异常感慨。
人类基因组的事情是赵国屏50岁后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则是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此时赵国屏已经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副院长，他主导思想是不去重复别人已经做的事情，而是做别人未做的事情，也去“互补”别人做的事情。最终，在浦东建立了一个从基因组到新药研发的体系。
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赵国屏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在钩端螺旋体基因组序列测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和进化的研究、日本血吸虫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西班牙病毒协会的一位理事长对他说：你知道吧，你的一篇Science文章我读了25遍，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把一篇文章读过这么多遍。
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国，这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意味着曾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回顾此前60多年的生涯，赵国屏读起了此前写的一段文字：过去30年，我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成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
尽管眼前的赵国屏精神饱满，语言之间却难掩老年特有的孤独：“不管怎么说，世界是要前进的，人总是要老的，我这两年经历了很多生与死。”
妻子俞自由去年去世了，他们也没有孩子。赵国屏常常想着俞自由写的诗句，他非常喜欢俞自由写的《破藤椅》——和自己坐了20多年的椅子离别时，俞自由写到：
让我在你柔软的怀抱里，作最后一次的休息，合眼把往事回忆……
《科学时报》 (2011-04-18 B3 视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