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血管病学专家高润霖：
我国的介入心脏病学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介入治疗的例数逐年递增，近十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0%到25%，去年我国接受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已超过29万例，例数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第二是介入技术上的进步，在桡动脉冠脉介入、分叉病变和冠脉心内外科杂交技术等方面有了点状突破，形成了与欧美和日韩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各有所长的发展局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复合技术治疗复杂性的冠心病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有这么多的进步，但是我国心血管介入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问题是全国心血管介入水平发展不平衡，各地指南和实践的差距依然显著，仍有50%的医院每年实施PCI手术不足100例，技术提高和规范仍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除介入水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外，我国随机对照研究和大规模注册研究距离欧美发达国家也有不小差距，在介入器械的研制方面，原创性的支架目前还比较少，产品线不够完整。怎样确实提高中国冠心病介入的诊疗水平，寻找适合中国人群的介入手段，寻找符合国情的循证医学证据，一直是我们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针对目前的现状，今年CIT从初期的介入观念普及、介入技术展示和介入基本技能学习，转向了指导心脏介入治疗技术的临床规范应用和推动原创研究。进一步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规范的介入治疗，如何来选择治疗的适应症，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不是一概采用介入治疗。
沈阳军区总医院院长韩雅玲：
造影剂对患者“保住心伤了肾”的病例，我有深切的体会。早在1995年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八十岁的老年患者，对他进行CTO（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病变介入）治疗时使用了四两造影剂，最终血管被打开了，但是肾功能却急剧下降，这就是造影剂造成患者肾功能不全的典型病例。还有一位患者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造影剂稍微使用了不到400毫升，就造成肾脏损伤最终导致死亡。如何减少对病人造影剂的使用，如何精准地选择造影剂的种类，以及准确控制造影剂的使用剂量等问题是我最为关注的。我认为，第一，医生的介入技术要熟练，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造影剂使用，因为技术的不熟练而给病人造成的痛苦，将意味着造影剂使用剂量成倍上升。第二，要减少造影剂操作的盲目性，在保证造影质量和手术操作的前提下，适量选择对比剂的用量，最好控制在300~400ml以内，并予以充分的水化疗法。第三，应按照ACC/AHA PCI指南的推荐，合理选择造影剂的种类，最大限度地降低患者发生CIN的风险。对此，我想提出一个绿色CTO的概念，即以最低的造影剂、最少的耗材、最低的价值和最少的放射线等代价，达到开通血管的病人的最大获益
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辽宁省心脏病介入治疗中心主任李占全：
冠心病是中国发病率最高、增加速度最快的慢性病，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冠心病患者数量急剧增加。我国从1985年开始进行冠心病介入治疗（PCI），近20多年来PCI发展迅速，介入例数连年递增，每年大概为2000例。然而，伴随着PCI迅猛发展的同时，在复杂病变介入治疗方面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无保护左主干、分叉病变、慢性完全闭塞病变以及静脉桥血管病变等。此外，冠脉病变患者大多同时合并有心功能不全、全身机体状况差、中度以上肾功能损害以及糖尿病等，普遍存在介入治疗风险高、容易出现并发症和再狭窄高等危险因数，大大增加了冠脉介入治疗的难度。从专家层面来看，我国目前专业PCI医生数量对于需求量是远远不够的，行政管理的介入使得PCI医生必须经过一年培训，然后经过严格的笔试和考试才可以拿到PCI资格，严格的管理方法使得PCI的治疗更稳固健康发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葛均波：
目前，冠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一种有效方法，一直被认为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但作为显像手段，冠脉造影只能提供冠状动脉的解剖畸形及其阻塞性病变的位置、程度与范围等形态学方面的信息，显示由造影剂填充的管腔的二维轮廓，但其在评价管壁形态、壁厚、管腔特征、血管壁病变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局限性。血管内超声是通过导管技术将微型化的超声探头置入血管腔内进行显像，是无创性的超声技术和有创性的导管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诊断方法。由于超声探头直接置于血管腔内探测，因此，可以准确掌握血管壁的组织学特征，精确地测量血管的管壁形态及狭窄程度，提供血管内壁组织的真实信息，发现冠脉造影不能显示的血管早期病变，成为血管检查的新“金标准”。血管内超声是介入诊疗的革命，给病人提供了很多优势，能够及时预防并发症及血栓的发生，不仅减少患者的死亡率，而且在病人进行二次治疗时不会带来生命危险。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
目前，82%的心内科患者属于特殊人群，所谓特殊人群是指肾功能不全、老年、糖尿病、ACS及心衰患者，心内科医生在关注患者心脏的同时，更需要关注特殊人群对比剂的风险管理，减少对比剂对于肾脏损伤。对比剂又称为造影剂，是为增强影响观察效果而注入（或服用）到人体组织或器官的化学制品。现如今，对比剂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特别是目前大范围使用CT，其装备超过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装备，对患者的肾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目前，我们逐渐研发出对肾脏损坏较小的对比剂，同时严格控制对比剂的使用剂量从而降低风险。除了对比剂，放射线辐射的风险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影像培训中反复使用设备，造成对人体的多次辐射。在此还要强调一点，从芬兰等国外的经验可以看到，降低死亡率，支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早期救治最大的问题在预防，早期预防在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方面的收益远大于后期的治疗。特别是高血压的控制、血脂异常的控制及中国面临的禁烟问题，同时呼吁亿万人走起路来，改变坐着不动的生活方式，这样健康才可能持续。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王海昌：
目前，支架内血栓发生率平均在1.5%到2.5%之间，我国每年会有100多万人死于血栓，解决支架内血栓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完全生物可降解支架将是继单纯球囊扩张时代、金属裸支架时代和药物支架时代之后的第四次革命，因为如果支架被完全降解，我们就不必担心血栓的风险。我们的血管机构是一个保证血液顺利通过的管道，其中血管的内皮层可以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内感受到血液流量的变化，并通过非常复杂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来调控全身血管的状态。支架植入术就是将支架在导管的引导下植入发生阻塞的血管并留置于血管内，以保持血管开放并恢复流入心脏的血流。我认为最理想的新一代支架的设计理念是在介入术后的一段时间内，支架使血管得到机械性支撑，并借助洗脱出的药物，防止再狭窄，之后支架可以被缓慢降解，并完全被组织吸收，血管结构以及舒缩功能完全恢复到自然状态，由此避免相关的潜在风险。雅培公司研发的完全可降解支架由多聚乳酸制成，可在植入体内2年间逐渐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使得患者服用双联抗血小板的药物时间大大缩短，病人出现脑出血的机率也会降低。
解放军总医院教授陈韵岱：
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PCI）例数近年来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近五年来，平均每年增长约25%~30%。对于评价冠脉狭窄的功能学指标（FFR），我认为最有应用价值之处在于其对中等程度狭窄病变的评价、多支血管病变时罪犯血管的检出、非侵入性检查无心肌缺血证据时决定是否行血管成型术，以及当投影重叠或造影位置不清楚时确定病变的位置等。在我看来，根据中等程度的一些病变来评估是否进行干预是有偏颇的。在进行功能性测定的情况下，筛选出哪一支血管不仅狭窄同时还缺血，找到根源，再次实施干预才更加有效。如果一个狭窄病变会引起心肌缺血，FFR为证明心肌缺血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正常血管FFR=1，存在狭窄病变的血管FFR<1，如果FFR<0.75，提示狭窄病变会造成远端心肌供血不足，必须干预病变；如果FFR>0.8，提示狭窄病变不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可以延迟干预，使用药物治疗。通过FFR的从远端到近端的回撤，我们可以精确认定最终导致缺血的病变，最后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把最重要和危害最大的部位进行处理，避免带来一些病变问题。所以简单地说，FFR引入对给病人选择更好的治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也是我们目前大家追求精确介入治疗的一个有利帮手。
《科学时报》 (2011-3-28 B3 视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