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化石事件的采访中，尽管记者了解到了很多信息，但总感觉眼前似乎有一层迷雾，挥之不去。执著地追问之下才发现，这其中还有更惊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洪蔚
古生物专家邓涛盯着手中的照片，感到啼笑皆非。照片上是一具在西北地区某文化馆展出的古生物标本，注释说，这是一个体长六米的恐龙。
巧夺天工的“拼图游戏”
这具所谓的恐龙标本，由N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拼凑而成，邓涛说：“从图片上看，看不出有一块恐龙的骨骼。”而其拼凑方法，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这只“恐龙”的下颌骨，其实是某种哺乳动物的腿骨，上颌骨上明显的条纹，一望而知是由肋骨“改装”而成。它修长的颈椎，则“荟萃”了来自不同种类、不同部位的哺乳动物化石碎块。
照这样的拼接方式，别说是六米，即便是一千米甚至更大，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
这具模型被戏称为“十三不靠”。
这张照片，是该文化馆为了让展览更“美观”，送到北京一家最专业的古生物博物馆进行咨询的。追求“美观”而不是科学性，是他们咨询的主要目的，抱着对科学的忠诚态度，邓涛等人拒绝了。
这具“十三不靠”的拼合手段，在时下属于相当“笨拙”的一种。更多的“高手们”则以其“创造性才能”，以拼图游戏的方式，扮演着“上帝之手”的角色。
1999年，辽西的一个农民，以高明的拼图游戏，几近天衣无缝地将鸟“嫁接”到恐龙尾巴上，蒙住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龙专家，他以为自己发现了达尔文理论的完美证据——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古盗鸟。
此后不久，古生物学家徐星等人，在当地另一位农民家里，发现了化石的另一半，“上帝之手”的“魔术”才被拆穿。
古生物学者李淳对此有一个经典评价：“中国是古生物研究者的天堂，也是假化石的大本营。”
李淳从事古爬行动物研究多年，他的代表作是2008年在《自然》上发表的一种原始“无壳”龟类——半甲齿龟。
说起他与这只“龟”的缘分，居然也是从假的开始。
2002年，他偶然见到了一个形状奇怪的爬行动物“化石”，“化石”一望而知是假的，但是这件物品奇特的形态，却一直留在他脑子里，“这块假化石应该有其原型，他们是照着什么东西做的呢？”
直到几年后，他找到了半甲齿龟的真化石，回想起那个奇特生物，方才恍然大悟。他在此之前，见到的居然就是半甲齿龟的仿制品。
一位古生物界的著名专家，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化石管理在澳大利亚、巴西等国，都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作假也时有发生，却都不及中国化石贩子的手段高超。
一位外国收藏者曾“声泪俱下”地“控诉”道：我收藏化石多年，从没想到会有人骗得了我——但是，我被骗了……真是太丢人了！……奉劝大家一句：接受我的教训吧，千万不要相信中国的化石。
据说在某化石、旅游业富集地，当地政府每年会颁发给优秀手工艺者“能工巧匠奖”。这项奖励，除了颁给人们熟知的巧匠们，如擅绣的绣女外，也会颁给“仿古生物化石”的高手。
制作好的赝品的确是一门高超技艺，问题是它是否应该获得来自官方的奖励，但无疑这种行为暴露出的现实是：赝品化石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一夜成名与一夜暴富
目前正被国内外媒体热炒的“猎豹事件”，上演的是一出“活剧”，揭示了化石造假事件背后的诱惑。
邓涛本与事件无关，身为古哺乳动物专家，他意外地被卷了进来。
两年多前，邓涛接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邀请，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即将发表的一篇关于古猎豹研究的重要论文撰写评论。
从化石照片上可以看出，头骨50%的部分是用石膏修复成的，复原的部分，其形态缺乏依据。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修复好了的头骨与其说是标本，不如说是模型。
而论文居然声称：“这是一具几乎完整的标本。”其大量的研究和结论，甚至是依据石膏部分来进行的。
论文的作者署名Christiansen和Mazák。Mazák是上海科技馆的一位技术人员，本名黄骥。Mazák是他的笔名，这个名字的原主人，是一位已经去世的世界最权威的猫科动物专家。
依据这件“头骨”，丹麦年轻学者Christiansen与黄骥“共同研究”，发表了一个猎豹的新种——柯氏猎豹。
看了照片后，邓涛提出了要看标本的要求，被拒绝了。
几天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还是发表了这篇有争议的论文。事件本来到此为止，没有看到化石原件的邓涛，也不好再多作评论，此事也便停留在学术界内部。
然而不久前，美国《科学》杂志记者以《篡改自然史：中国假化石之病》为题，将此事揭露了出来。
在事件的进程中，邓涛了解到一个令他惊讶的信息：该文的第一作者也是通讯作者Christiansen本人，并没有看到过化石原件，他的研究是依据照片完成的。
当初，黄骥得到这件猎豹化石时，曾将照片寄给多名国际知名的猫科动物专家，要求合作研究。然而大多数学者出于谨慎或其他原因，并未回复。
Christiansen是一名丹麦的年轻学者，大概出于对同行的信任，出于对假化石的“无知”，在没看到原件的情形下接手了研究工作。
在《科学》杂志旧事重提并引起了学界波澜后，Christiansen的态度，令人感到蹊跷。
按学术界惯例，对于论文的质疑，应该由通讯作者出面解答。而目前在众多的质疑声中，Christiansen一反惯例——他沉默了。
熟悉古生物学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始终在等待，等待令人震惊的发现的领域，等待达尔文理论一次次被印证。一块珍贵化石的露面，可以让学者一夜成名。
大概除了信任与“无知”外，Christiansen没有经受起这种诱惑，不谨慎了一把？
在后来的质疑声中，黄骥对化石的来历作出解释，是从一名化石贩子手中买来的。
于是，一个个古生物研究的天堂，也为化石贩子提供了一夜致富的机会，为人工拼接的化石提供了“出口”。
在进一步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更大的出口，正以更大的吞吐能力，消化着做工更为低劣的化石“产品”。
“饥饿”的博物馆
古盗鸟之所以可以蒙过国际顶级专家，因为它是一份巧夺天工的拼图游戏。复原的猎豹头骨，之所以让Christiansen动心，因为它从外形上看，符合生物结构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它们的制作者大体还称得上是高手，至少还有点“责任感”。
而更多的劣质化石产品，却一箱箱地向更大的市场流入。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城市斥巨资建造自然博物馆，以提升当地的文化形象。然而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建造一个博物馆和建造一家商业大楼，似乎并无差别。
在造价昂贵的“大房子”落成之时，李淳说，所谓的博物馆还没有足够的展品，有些竟然只是一所空房子。没有展品，就得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馆藏”。于是西方成熟的博物馆，历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完成的事，在中国被短时间内完成了。
收集馆藏，特别是短时间内收集，更需要行家的鼎力相助。目前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界的合格专家人数，不过五十余人，大多在中科院古脊椎所作着“象牙塔式”的研究，真正能“坐镇”博物馆的专家，屈指可数。
于是，类似“十三不靠”这样的产品，使大量地流入了博物馆的馆藏。
李淳给记者展示了一些照片，除了大量“十三不靠”外，更有一种仿制品，可以称之为“无中生有”：在一块完全空白的石头上，雕刻出一个生物形态，居然也称为“化石”。
有着这种工艺的支持，某些博物馆能展出一米长的恐龙蛋，也就“合情合理”了。
这种造假的利润空间有多大，邓涛讲了一个在辽西最常见的狼鳍鱼化石“变身”的故事。
在辽西，狼鳍鱼化石很常见，一条不过能卖上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任何一家化石品商店都存货充足。面对丰富的资源，化石贩子们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将资源“最大化”了。
他们把不值钱的狼鳍鱼化石，掐头去尾，只留中段，将多条鱼的中段有序地连接起来，美其名曰“蛇”。
尽管辽西是古生物多样性爆发地，蛇化石还从没人找到过。于是，只值几块钱的狼鳍鱼“联手变身”后，身价便猛涨到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这种低劣的“变身”手段，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们的构造，根本不符合生物的基本结构。化石真伪判定的真正利器是解剖学知识，而不是千变万化的造假工艺。”李淳解释说。
然而，就是这种低劣的仿制品，却千方百计、浩浩荡荡地流入了博物馆。据说，在某鱼龙产地，买方甚至可以向卖方“预定”鱼龙化石的尺寸。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行家一眼能看出来，假化石何以“浩浩荡荡”地流入博物馆，他们不会找人鉴定吗？
李淳的一个亲身经历，让人感触颇多。
2010年，正在某地参加会议的李淳，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一家知名博物馆要征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邀请他去作鉴定。在辨别真伪上，李淳是有名的火眼金睛，他也常慷慨出手相助。
经历多了，他心里有数，于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去鉴定，但这种交易，假化石居多，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别抱太大希望。”
两天后，约定时间的当天上午，他又接了博物馆电话，以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取消了约会。他猜测其中“有鬼”。
不久后，李淳从别处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令他颇为恼怒。原来卖方听说博物馆请了李淳作鉴定，便将他描绘成了这样一种人：李淳这人，不地道，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卖给你们的都是好东西，他肯定推说，是假的，你们肯定就不买了，然后他再自己买或者介绍其他博物馆。
后来的事情李淳不得而知，但是古生物的圈子就这么大，偶然的机会他又看到这批货中的部分化石照片，自然大部分是假的。
以往，李淳尽量不对研究领域以外的化石标本作公开评价，此次他告诉记者，仅就我国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而言，估计目前我国相关博物馆中，80%以上的藏品经过了业余工匠的“人为改变”。
“上帝之手”毁了什么？
近些年来，中国古生物学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年前，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刊》甚至用专辑的“奢华”版面，报道中国古生物学的成就，这在刊物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然而，在与学者们聊到化石管理与保护的话题上时，记者又总感到，他们有些话欲言又止。
此次采访接触到的所有研究人员，一致表示，假化石泛滥的现状，他们早就了然于胸，而该不该说的问题，却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们。
年轻气盛的李淳，终于忍不住率先开炮了……
李淳自幼就是古生物爱好者，如愿以偿地从事了这个职业，他说，以前我也担心揭露出来，影响中国古生物学在国际上的声誉。但是，“家丑”就真能保住不“外扬”吗？
贵州是中国有名的化石富集地，李淳曾带几位外国专家到这里进行参观、考察。由于专业的关系，一行人自然而然地参观了当地对外公开展出的收藏机构。
“一进门，我就感到羞愧难当。”李淳说，“满眼低劣的假化石，在展台上得意洋洋地陈列着，仿佛在嘲笑参观者的智商。”
同行的两个瑞士人，本来一直说英语，进馆不久，就说起了母语。李淳说，我听不懂，但从语气、神情上看，鄙夷之态是藏不住的。
更让人尴尬的是，这种场面，不久后，以更大的规模重现了。
年前，在中国召开了一次某领域的国际古生物学会议，会址也选在了某化石产区。会议期间，主办方“骄傲”地组织与会者参观当地“博物馆”。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假化石，在全球古生物学家面前，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尽管李淳根据以往的“经验”，事先提醒了主办方，但没有受到重视。再次置身这种场面，他如芒在背，中途从侧门溜出了会场。
他终于想明白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在这种丢人的场景面前，个人的荣誉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站了出来向媒体爆了一剂猛料。“与其等别人揭穿，还不如自己坦白，至少我希望能通过这种行动向世界表示，中国还有一批古生物学者，脑子是明白的、人格是清白的。”
清白的人，还是无辜受到了牵连。此前几年，由于中国假化石泛滥，为了表明清白，很多学者会在论文中附上一段说明文字，表示化石的真实性。
这“表态”在前几年还是相当有用的，但是，就在假化石的报道3月初刚刚问世，徐星的一篇论文，就遇到了麻烦。徐星说，目前论文还没有明确被退稿。但审稿人提出的重要疑问之一，就是化石真伪的问题。
在当前的局面下，徐星恐怕是有口难辩，他无奈地对记者说：“我想过，那篇文章出来后，我们以后发表论文会遇到麻烦，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面对这种“委屈”，徐星没有更多的怨言。当记者在采访中追寻“上帝之手”毁了什么的疑问时，得出了与李淳同样的结论：在这种巨大的破坏面前，个人荣誉算得了什么？
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声誉，或许可以通过清白的学者们不断地努力加以挽回，国家的荣誉或许可以通过几代人的诚实，再次被世界证实。而那些“不可再生”的珍贵化石，却大量地、永久地毁在了造假者手中。
从那张“十三不靠”的图片中，邓涛一望而知，这条“恐龙”的牙齿，是由犀牛的门齿锯短而成的。这类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是造假者的惯用手段。为了他们眼中的美观与价值，他们使出十八般武艺，动用十八般兵器，于是好端端的化石，被切割、被肢解、被丢失……
还有多少事欲说还休？
2011年1月1日，世界首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在我国正式开始实施。
面对这个条例，大多数学者又是欲言又止……
专业挖掘、专业修理、专业研究、专业收藏与展出，是古生物保护的几个关键环节。然而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是专业队不敌游击队。
专业队打的是阵地战从带队专家，到各种技工，到经过初步培训的挖掘工，以及各种野外考察设施，现场修理、固定的装备，甚至安营扎寨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树大招风，这种阵地战招来各方关注，因此少不了与地方产生各种摩擦。挖掘出来的化石，很多不得不留在了地方，甚至“一块石头也带不走”。
而地方农民打的是游击战，规模小，偷偷摸摸，很难管理。尽管规模小，但人数众多，远远超出专业队，自然战绩“斐然”。
尽管对留在地方的化石，地方热情地表示，欢迎专家来研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一块化石，在一位熟练的专业技工手中，也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修理完成，而且需要全套设备的支持。到当地去修，似乎不太现实。
同时，研究工作也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邓涛说，即使我不惜辛苦奔波，完成了研究工作，在写论文时，还是时不时地要再看一眼标本。为这一眼，再坐上飞机，往返花上几天的时间，成本太大了。
因此，那些留在地方的化石，几年后，大多依然原封未动。很多科研人员对记者坦言，他们宁愿征集优质的真化石来研究，挖掘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新出台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支持了化石留在地方的惯例，研究者们对此没有再作评价。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对挖掘作了更详细的规定，有着一整套程序与惩罚办法。但一些人担心，管得了专业队，管得了游击队吗？
按《条例》要求，提出挖掘申请时，要给出详细的挖掘计划，在从业者看来，这种规定，多少有点“外行”。
化石都在地下，不可知性很强，随着挖掘的进程，随时要进行修正、调整。按《条例》规定，这种修正和调整，可能会遭到罚款的处罚。而一个县级单位，一个没有古生物专业背景的部门，就可以拥有处罚的权力。
有人开玩笑说，以后我们拿着锤子上山，随便敲一块石头，就可能被罚款。
从学者们“欲言又止”中，记者只零星地“撬”出了他们的一点困惑。还是李淳，将矛头直指《条例》的“病根”。
在他看来，挖掘、修理、研究工作上的不便，或许可以找办法加以解决，对此学者们也大多抱着观望的态度。“而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根源问题，《条例》并没有解决。”
“古生物化石的价值是什么？”“如今的‘破坏’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认清这两个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保护。
“化石的价值甚至不是研究。”李淳说，“研究只是发掘这种价值的手段，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其所包含的远古生命信息，这有关地球、自然和人类，是科学、历史、艺术的组成部分。”
对这种信息的最大破坏，并不在挖掘上，尽管一些游击队，甚至“地方军”采取了破坏性挖掘的手段。而大多数挖掘，即使是盗挖，为了保证利益最大化，挖掘者也会“尽力”减少损失。
《条例》保护的重点，在几个环节上：挖掘、交易、研究、收藏。李淳说，到了买卖、研究和收藏环节，化石已经成为“成品”，破坏行为已经完成。只要化石不出境，说到底也只是国内各方利益分配的问题。即使流向国外，也还是为人类保留了文化信息。
真正的破坏，出现在挖掘后、交易前，这正是化石贩子们的“上帝之手”大显神通的时候。化石中蕴涵的珍贵信息，也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大量丢失掉的。
撇开恶意造假不说，一个“诚实”的业余修理者，可以将专业技工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事，缩短到几天，其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李淳打了个比方说，眼下的“化石保护”，在某种意义上，像一次尴尬的“解救人质行动”，如果不能保全人质的生命，解救行动不能算是成功——无论你抓获了多少劫匪。
因此，李淳认为，从挖掘到交易之间的环节没有保护好，“就谈不上真正的保护”。
在采访中，记者总感觉似乎眼前有一层迷雾挥之不去。执著地追问之下，李淳只得承认，有些话他也不得不欲言又止。
他告诉记者，这其中还有更惊人的“故事”，他没有想好，该不该说出口……
记者曾跟随专业队采访野外挖掘现场，亲历了从安营扎寨、现场挖掘，到拔营而去全过程。
最初一两天的兴奋感退去后，每天到挖掘现场，最大的感受就是枯燥。
七八个专家、技工，守着一个挖掘大坑，几天甚至看不到一点动静出现。
专业挖掘是极其缓慢、谨慎的，从现场几乎不会看见骨骼化石。专家们常指着外表平凡无奇的大石块，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这里可能有什么，那个可能是什么。但在记者这样的外行看来，全然不知所云。
拔营那天，考察队带着辎重、化石，冒险在没有路的荒野上连夜行进。本希望可以避开与地方的摩擦，却未能如愿。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不久前，记者又见到考察队成员，才知道那些大石块至今还留在当地。
有的挖掘，是为建立地质博物馆而进行的，挖掘时会让部分骨骼暴露出来，以供参观。然而在挖掘现场，仍然会感觉时间仿佛凝固住了，常常几天的时间，眼中总是那几块骨骼，深浅也毫无变化。
大量重要的工作，在记者目光之外，毫无“观赏价值”地进行着。
对地层信息的记录，是其中一种：记录下挖掘地反映出来的古环境、古地理、古气候信息、古环境变迁；记录下化石是如何埋藏的，与什么样的生物埋在一起等等信息，有助于掌握生物原始生存环境。了解他们是如果生存，如何死亡，如何埋藏的。这是化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化石中，我们看到的是生物信息，在地层中，我们看到的是生活信息。对像“恐龙是如何灭绝的”这类问题，没有生活信息的支持，是很难进行解答的。
游击队的挖掘现场记者没有亲眼见过，但几年前的一次采访，有幸目睹了地方军的“战场残局”，触目所及，令人惊心。为了尽快挖出下层更“值钱”的化石，他们公然用铲车，铲出了两人多深、几十米宽、上百米长的沟壑。被铲掉的富集化石层，在他们眼中不够“值钱”。
当双脚踩在满地躲也躲不开的鱼类、贝类、昆虫、植物的化石碎片上，环顾沟壑时的那种心痛，至今不能忘怀。
《科学时报》 (2011-3-25 A3 科学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