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植树、造林，保护生态，几乎是每个植树节雷打不动的话题。但植树是否科学理性，如今已成为一个令人纠结却又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吴昊
3月12日，全国第33个植树节如约而至。
30多年来，植树、造林，保护生态，几乎是每个植树节雷打不动的话题。但植树是否科学理性，如今已成为一个令人纠结却又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已达620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一。然而在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大量人工造林的弊端逐渐显现。
或适得其反
近年来，关于人工造林破坏生态最激烈的交锋，来自于造纸业中的“木杆庄稼”——速生桉。
速生桉，是几种生长极快的桉树的统称，一年可以长高10米，但它们对土壤的水肥需求极大。正因为速生桉种植周期短，且不愁销路，经济效益显著，华南多地出现了砍伐天然林，改种速生桉的举动。
据广东佛山电视台报道，佛山高明区杨和镇井头村的300多亩林地，受经济利益驱使，超过八成都种植了速生桉。此举使当地地下水质恶化，正常生长的稻田施肥量增加30%，亩产降低了近100公斤。
10年间，桉树疯狂地占领高明区的山头，已达30万亩，约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42.7%。面对失控状态的速生桉种植，高明区不得不严禁在公益生态林区内种植桉树，以此限制速生桉的种植规模。
记者以“速生桉”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网络上把桉树比喻为“抽水机”、“抽肥机”、“绿色沙漠”的贴子俯拾皆是。
对此，中科院植物所博士生刘夙撰文认为，“没有不好的桉树，只有不好的技术”，目前桉树人工林主要是经济林，人们并未将其当成生态林来营建。
还是以高明为例，不少投资者和老百姓看到种植桉树利润很大，遂蜂拥而起。在种植过程中，水肥养护不足，并未有意识地规划和保护环境。
“盲目大量种植速生桉，如果经营方式再有问题，不但起不到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的作用，还适得其反。”国家林业局杨姓博士这样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如果说速生桉之困仍是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那么鄂尔多斯过去的故事就有些好心办坏事了。
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地处毛乌素沙漠腹地，是当年有名的“牧区大寨”，如今全国知名的“绿色标兵”。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几十年前，乌审上上下下就认识到植树对保护生态、保卫家园的重要意义。
不过，由于没有科学指导，乌审旗过去种植了很多杨树。“现在看来，像杨树这样的阔叶林蒸腾作用比较强，可能并不适合地处沙漠、降水量少的乌审。种植油松这样的针叶林或者灌木才是正确之道。”乌审旗林业局总工程师贺喜才总结了经验教训。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在北京延庆县承包荒山精心种植仿天然林的公益人士张娇也曾走过弯路。彼时，刚起步的张娇在石质山体为主的山上挖坑种树，松树种不活就种油树、杨树，却仍是徒劳。
有心栽树，谁知却反而破坏了原本就颇为脆弱的生态。
多样性隐忧
速生桉被诟病的另一原因是它剥夺了其他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空间，破坏了自然生态林的多样性。
2008年，海峡两岸三地青年环保调查组对海南一片快到轮伐期的桉树林进行初步调查。
这些年轻人发现，在这片桉树林中，可采集的植物标本20余种，远远低于普通森林的标准。而动物标本更是只有可怜的10余种，还都是环境适应性强的跳蚤、蚱蜢、螳螂等昆虫。
因何如此？原来，桉树林种植过于稠密，导致林下几无阳光；除草及时、人工抚育强度大，是这片速生桉林产生排他性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树种单一的人工林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核桃树，这一当前人工经济林的新贵，也不得不面临自然生态的惩罚。
有“山核桃之乡”之称的安徽宁国市，过度经营导致山核桃林间植被破坏严重，每到冬季，林相往往一片荒凉肃杀；并且，溃疡病、枝枯病等生态型病害严重。
“单一经济林会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易导致虫害发生。因此，绝不能为了种更多的树而砍掉杂林。”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正斌郑重地对《科学时报》记者讲。
如果大量单一人工林还有经济因素作为辩解的理由，那么城市中的盲目栽树就更值得商榷。
首当其冲就是北京城市的常绿树种。以冬日的北京为例，常绿阔叶树种早园竹、箬竹等仍呈现着一派潇洒的绿色。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博客中写道，北方城市设计者希望树木能够一年四季见到绿叶，于是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引进物种，改良品种。其实花开花落、常青还是落叶都是自然的，硬要改变就不协调。
而外来树种造成的生物入侵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各个城市中，引入的外地树种往往竞相呼应。2008年，广州市市政园林局就曾提出了城市园林绿化要慎用外来树种的要求。
情况还不止如此。记者获知，不少城市急于求成，极力从乡村移栽大树，想一步到位，实现“速绿”。而事实上，大树移植的成活率很难保证，并且“速绿”与通过种子自然萌发的树在寿命上不可等量齐观。
对此蒋高明撰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了城市的美观牺牲农村的自然生态系统并不值得，城市也需要重视自己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理性的回归
“植树造林并没有错，尤其在我国目前植被率并不高的情况下，关键要看到底怎么种。”张正斌说。
事实确是如此。从最初为绿化北京一腔热忱地盲目种树到顺应生态发展仿天然人工林，张娇的实践给了我们不小的启示。
张娇目前掌握的成熟模式是种树先种草。3到5年之后，再播一些像荆条、山梨子、山麻子等小科型植物。在土层获得保护之后，再逐步撒各式各样的本地树种，实行严格仿照天然的人工干预。
目前看来，这样科学植树的效果良好，森林茂盛、树长得高，生物多样性明显好于其他人工林。
令人欣慰的是，与张娇一样，很多地方植树越来越趋于理性。贺喜才对记者讲，乌审旗各级政府就认识到了沙区植树的利弊，还专门会同中科院专家成立相关课题组，计算出了该旗降水量和地下水所能承载树木的极限，并严格遵照执行。
然而，一些地方的做法却仍然值得商榷。
2010年，为“搞好南阳市的整体发展和入市口绿化建设，打造园林城市品牌，切实搞好城市周边绿化”，河南南阳市多个乡镇发生了不顾村民反对，铲毁麦田、种植杨树的案例。
“一边毁，一边造”的事情并不只发生在南阳。
海南省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7年，该省共有100多万亩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被砍，改种经济林，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虽然有较大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必须严令禁止。”杨姓博士非常严肃地说。
另外，与农村有些不同，城市植树的盲目性可能和规划层面关系更大。如不同物种之间、常绿植物和落叶植物间的搭配问题，行道树的疏密、乔灌草的结合问题，树种养护、农药喷洒等问题。
对于城市景观的绿化，蒋高明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城市森林。
蒋高明设想中的城市森林非常美好：将本地物种成林，最终实现不需打农药、浇水和施肥，像大自然中的森林那样自生自灭、自我更新，甚至能伴随一定的野生动物徜徉其中。
设想虽好，不过浮躁的心态、简单化的观念和逐利的心理，仍为“绿色”带来一丝阴影。
“植树造林，呼唤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张正斌说。
《科学时报》 (2011-3-14 A8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