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受过最多教育的人，应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享受，那就是探索的乐趣和你们智慧的成果。”在给学生的赠言中，何大澄教授这样写道。

 

作为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是“老专家”的何大澄教授，至今仍肩负着不少责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学会蛋白质组学分会副主席、高等学校蛋白质组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基础研究重大计划专家组成员和项目首席专家等等。而科研和育人才是他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主旋律，忙碌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然而，这种忙碌并不是他感到要被动承受的，反而是可以充满激情去享受的。2010年底，由于在细胞生物学和蛋白质组学科的勤奋工作和突出贡献，他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何大澄近年来似乎是以蛋白质组学专家为人所知，实际上他在北京大学读的专业是生物物理。毕业时正遇文革，他还做过搬运工。从研究生开始，他一直从事细胞的基本结构和整体调节研究工作。30多年来，他从生物物理到病毒与细胞的关系、从细胞骨架到核骨架、从细胞分裂的结构到细胞周期调控和肿瘤，积累了深厚的细胞生物学基础，并获得核基质核心纤维的发现等多项国际领先的成果。“现在回想起来，有的领域我是被领进去的，有的我是自己跳进去的，每个领域的探索都让我感到乐在其中，并使我分析问题时拥有更多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路。”广泛的积累培育了他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和创新的眼光。

 

谈到他转向蛋白质组研究，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993年，他正在贝勒医学院做一项乳腺癌课题。他突然想到，蛋白质的改变可能会是乳腺癌发生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指征。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他专门对诱导发生乳腺癌和正常对照样品进行了双向电泳分析，果然发现6个“表现异常”的蛋白质。这在今天是最普通不过的蛋白质组学思路。但当时技术上无法将这些蛋白鉴定出来。未完成的数据只能深锁到抽屉里。蛋白质组学的出现，使他在为实验可以“复活”而雀跃之余，更强烈感到这将为整个细胞生物学中许多难以深入的研究开通一条广阔的道路。所以，“筛选肿瘤标志蛋白”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后来转向蛋白质组研究的第一个题目。同时，他作为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全力推动细胞生物学进入以蛋白质组学等新概念和新技术为重要基础的发展轨道，并在多次会议上指出“蛋白质组学正在成为细胞生物学的重要基础”和提出建设“蛋白质组学基础上的新细胞生物学”的主张。

 

2006年他代表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筹办亚太地区细胞生物学代表大会，专门列出细胞蛋白质组学专题，并邀请了生产质谱等蛋白质分析仪器的厂商与会赞助，这也成为日后惯例。就连那些生产质谱等蛋白质分析仪器的厂商也说，他们是第一次被邀请和赞助细胞生物学的学术大会。而此后他们就成了国内每一次细胞生物学会议的重要部分。

 

近来，“从静态走向动态、从体外走向体内”正成为蛋白质组学备受关注的新趋势，而这正是何大澄教授几年来坚持不懈探索的。去年底，德国海德堡大学625周年校庆时，他应邀在那里的德国肿瘤研究中心作了关于他所创立的蛋白组动态策略和技术的专题报告。从蛋白生成速度检测的角度来描述蛋白组的动态，能更好地反映细胞的生理活性状态。邀请者埃克穆勒教授高度赞赏这一技术并当场确定了采用该技术的合作研究。

 

 

2000年11月，何大澄接受教育部的聘任，回国就任北京师范大学细胞增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他还记得飞机着陆是在晚上9点，而第二天他就参加了学校的科研大会。会上何大澄表明了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北师大及国内所有大学都不要过多热衷于在别人后面做那些“红得发紫”的课题，而要在 “将红未红”的课题上进行突破；二是对实验科学，要建立科学思想的技术实现队伍。

 

会场上的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的第一个愿望竟然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学校蛋白质组学研究院的快速成立。2001年5月，该研究院在教育部、北师大和许多科学家的支持下，正式开始运行。这一新的拓展，不仅使他带领重点实验室的科研迅速出现更活跃的新气象和新成果，而且使北师大迅速成为我国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一支有特色的队伍。十年来，该研究院在装备规模和人员编制等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扎实苦干的实际成果，在国内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并连续承担国家的重大科研任务。

 

研究院成立时，何大澄在国外的同事还大都在沿着基因组的思路致力于对各蛋白质组进行组分的“盘点”。他则延续自己的思路，专注于寻找肿瘤的差异蛋白。从建院到买仪器，仅一年时间，他就率先用比较蛋白质组学技术取得和研究了一组肺癌标志分子，这也是国际上用同类技术获得的第一批成果。接着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动态研究。他研究多年的细胞周期提示他，在细胞中基因组是恒定的，蛋白质组却永远在变化，不研究其动态就无法发现它们的功能与规律。“所以蛋白质组将不只是在试管里或硅片上做静态研究，而是要在活生生的细胞里做动态研究。”

 

2006年，第一批国家基础研究重大计划项目开始实施。何大澄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在科研上有基础、有特色、有实力的单位，组队承担起“重要组织和细胞的动态蛋白质组学研究”项目。他说，“这是一支十分出色的队伍。我为能参与其中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诚如《自然》杂志一篇评论所说的，除了蛋白质组学专门领域以外，当时的大多数生物学家对蛋白质组学还缺少了解。但他的项目团队自觉采用动态蛋白质组学的思路和技术，互相切磋砥砺，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了具有鲜明组学色彩的创新性成绩和实质性进展。不但发现了一大批与细胞增殖分化以及癌变等相关的关键蛋白，并采用多种研究技术进行其功能和机制研究，部分工作已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具有实际价值。仅这一个项目就发表SCI文章150篇，申请专利19项，授权专利6项。他所创立的动态分析专用技术也被国内外多家实验室采用。何大澄认为，除了具体成果，项目的最大收获就是展示了动态蛋白质组学对众多生命科学都是一件功能强大而有特色的利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2011年，“蛋白质研究公共资源库的建设”项目启动，何大澄再次领衔，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等单位一起承担。通过对我国蛋白质研究10年以来的成果进行收集、梳理和挖掘，并优化技术和标准，将为我国今后研究提供各种重要蛋白质及次级代谢产物、抗体和配体等高水平的实物和技术资源，以期普遍提高我国蛋白质研究的水平和有效性。他说：“这个项目具有很高公益性，在我国还是首创。经验要靠我们去摸索积累。”

 

 

归国十年来，何大澄有一半的新年钟声是在办公室听到的，每天几乎离开办公室时间都是零点十五分。“因为有好多年宿舍楼的电梯十二点半就关掉，习惯了”。他笑着解释。有人算过，每周他的工作时间超过100个小时。这种“疯狂”的工作状态，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晚期青光眼病人。视力的严重缺损，使他看任何文字都比别人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也许正因为患有这种顽疾，才让他更不愿意“浪费”每一分钟。即便出国开会，只要回京未过晚上十点，他的习惯都是直接回办公室。他做眼睛手术住院的有段时间，双眼都要被蒙上。为了不耽误学生论文，他用“耳朵”指导；为了不耽误学术会议，他不顾医生的警告，签下“责任状”飞往威海……

 

对于这个“拼命三郎”，他的夫人、中国科学院的基因组学科学家曾长青一直是持“反对加支持”的矛盾态度。何大澄笑言：“有段时间她还不如我呢，连家都顾不上回。”那是指夫人领衔负责人类基因组国际单体型图计划10%的中国卷那段时间。“不过她持家还是比我强多了。”何大澄表示权力下放。他们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热爱工作、同样“疯狂”、同样出色。

 

作为两届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何大澄把培育新人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而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今天最难的就是让年轻人对科学能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痴迷。“我有幸很早就接触到翟中和、汪堃仁、陈阅增、薛社普、郝水、郑国昌和国外几位院士、专家，在他们实验室学习或一起工作。让我领略到他们不倦的追求、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这种影响是无形的，也是一生享用不尽的，何大澄感激这些前辈，也同样以言传身教感染他的学生。他笑称自己是一个“实验室动物”。他有不少业余爱好：书法、诗词、小提琴、网球等等，甚至得过学校歌咏比赛最佳领唱奖。但多数爱好都“业务荒疏”了。对此他说，我不觉得是工作挤掉了我的爱好，只是最大的爱好挤掉了其他较小的爱好罢了。

 

不过他不希望学生都像他那样安排时间，“他们还年轻，应该有更多彩的生活”。但是科学探索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陶醉的乐趣？而学生们的进步也让他感到欣慰。“他们刚来时提及工作，都是说‘您让我做的那个蛋白’，两三年后再听，就变成了‘我那个蛋白如何如何’。”一次，院领导让每个实验室用一张照片表现自己的工作，他随手在走廊照了一张相，画面上只有放在地上的7把雨伞。说明也只有一行字：暑假、周末、接近午夜12点，外面下着大雨。至少有7把伞的主人正在静谧的实验室里专心实验。何大澄每说到这些，总是显出难掩的动情。“当然，我们要培养的决不是只知实验不知其他的‘nerd’（书呆子——编者注），而是热爱祖国、心系人民，同时又能潜心向学的人。”他补充说。

 

他常对学生说：“不要怕我忙。再忙，给你们的时间总是有的。”除了和学生谈思路、谈方法，他甚至用整个晚上和学生谈他们的发展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一个思想上遭遇困惑的学生，何大澄多次同他和家长长谈，甚至毕业、换工作。以至于新单位的经理在给何大澄的电话中说：“我一定要到北京见见您，真难以想像一个搞科研的导师，为一个学生还要花时间去了解宗教！您放心，我一定会像您一样关心和培养他。”收到学生对他“生活快乐，事业成功”的祝福时，他发自肺腑地回应：“我是一个老师，你们都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你们都成功了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科学时报》 (2011-3-14 A6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