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真正的史家于叙事中藏奥赜，于白描中求深远。史心如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作者与作品和读者休戚与共，他依读者品性绽放自己的世界，或凭高远视，如君临万众，鼓其奋勇；或俯视千载，如鸿鹄之鸣，声入寥廓。读者凭理解进入历史的时空，经验意义的真理和生活真理。他若与作者相通相契，在穿越历史的丛林时，自然可以听到逝者的歌唱：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我有诺言尚未实现，还需奔行百里方可沉睡。

 

 

约翰·埃德温·桑兹（1844~1922）长期在剑桥从事古典学研究，自1903年至190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这部鸿篇巨制的问世已逾百年，此后的学者或删繁就简，或评文论史、各抒己见，然而就史料翔实这一点而言，桑兹之后，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典学术史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历史，在宽泛意义上也包括其后各个时代的接受史。桑兹的这部著作在广义上立论，这样，他就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搏斗，追寻古典著作的历史命运，寻找它们的接受痕迹。桑兹的这部著作秉承如下宗旨：古典学术用希腊拉丁等语言作为手段，以理解逝去岁月托留于我辈的文学遗产；其为符咒，从时间坟墓唤集千秋万邦之伟人的思想意绪；其为路径，自此追踪人类社会、道德、知识与宗教的演进。全书共六篇，按历史时期划分为雅典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拜占庭时期、西方中古时期。每一篇篇首的年表是作者叙事的总纲。这部巨著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囊括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语法学诸端，可谓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结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人类思想、感情、体验的历史“源头盲昧，活水奔流”。从何处开启古人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大门？如何展现古人内心生活世界的结构？我们如何与古哲为友，与先贤同憩？这是桑兹的这部不朽之作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历史学家通过运用自己“述而不作”的功夫，将文献资料编织成一幅“思想的织品”来展示历史上不同生活群体的精神风貌，真知灼见隐于织品精致的结构中。作品充实而有光辉，“光而不耀”者方为上品。桑兹的这部两次再版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堪称此类佳作。

 

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从公元前600年的《荷马史诗》一直写到1453年突厥人征服君士坦丁堡。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意大利是2000年岁月之流冲积成的“文化之洲”。这些“地方”曾经是进行符号性交换和文化创造之所，正因如此，它们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而成为“文化地层学”意义上的一个“空间”。那个空间里装着古人的激情与梦想、沉思与希望。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探梦空间”？如何与古人休戚与共？学习古典的目的不是躲进故纸堆里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而是要温故知新，丰富我们当下的生活。假如我们对古人不信不好，那么我们当下的创造必然会陷入冒昧危险之途。

 

为此，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文化地层的深处，沿着它的纹理与脉络发现它的内核，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剥离时代性的重重“话语包裹”，洞见人类生活样态、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当我们从地层深处钻出，在时间结构里重新叠置这次“知识考古”之旅的收获，我们就创造了当下的新生活。要想使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君士坦丁堡与我们发生密切的关联，我们就不能单在“空间里游牧”，而且要在“时间里游牧”。读者作为“思想的牧民”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游牧生活过得充满生趣呢？通过阅读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得到些启示。

 

诗的气息救活了19世纪的历史研究。曾经是苍白无趣的东西，诗让它变得生动形象；曾经是冷冰冰无生命的东西，诗让它恢复温暖和生机。桑兹的这部不朽之作就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中完成的。了解这一点是理解桑兹鸿篇巨制的基础。桑兹在第一编第一卷——雅典时期（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中关注了以下六个主题：史诗、抒情诗、戏剧诗、修辞学的兴起和散文、语法学和词源学的发端。史诗、抒情诗、戏剧诗是雅典时期人类感情和思想的独特样式。诗是人类心灵的初级形式。没有诗，思想就不能产生；没有诗，就不可能有哲学，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

 

《荷马史诗》就其表达了希腊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而言，它是诗；就其被当做实际事件的叙述而言，它是历史。这正是自雅典至今对荷马的学习从未间断的原因。桑兹没有讨论荷马是谁，也没有讨论《荷马史诗》的内容，而是记述了荷马如何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回忆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桑兹假定读者已经熟悉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作品，其中的情节与人物都已装在读者心里了，他把荷马史诗当做人类精神产品的早期形式看待，在这里 “史”和“诗”是融为一体的。“诗”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想象性，“史”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客观性，两者都是真实的。“诗”所要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史”所要描述的是已然发生的事，“史诗”代表着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统一。从桑兹的叙事方式中我们也可见出：他写作《古典学术史》是以人类的精神创造物在历史中的传承为线索的，通过考察“创造物”的变化，研究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这是桑兹的史学方法论。

 

语言是活生生的，它是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它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它既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存在的边界。当桑兹接下来叙述修辞学的起源、文体的演变、语法学和词源学的发端时，上述的方法论原则得到了具体的运用。讲到底，这三个方面是关于人如何、从何处塑造自己的问题。桑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一种指引，它让那些从资料堆中抬头远望的读者看到了一条以语言为主线的人类创造自身的路。

 

桑兹着力于构筑人类知识仓库的语言，他注重文献和遗迹，出言必有据，这样一来，你不可能快速地阅读他的这部著作，因为每一个章节都由众多的引语精心构筑而成。这些引语是作者对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条分缕析，仔细甄别、反复考辨的结果。读这样的书，你就像跟着一个考古学家，发掘历史遗留的断简残篇，拭去上面的泥土，通过猜测、想象、推理复活一个往昔的生活世界。

 

公元前300年前后，希腊学术的中心由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桑兹围绕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的建立和各位馆长的贡献来讲述这一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公元前295年，德米特里乌斯向当时的埃及总督进言，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有着帝王气象的亚历山大里亚取代了具有民主精神的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学中心。与图书馆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的是图书的命运和馆长们的功德业绩。桑兹对图书馆是否毁于战火进行了取证考辨，对最早的四位馆长——芝诺多图斯、埃拉托色尼、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阿里斯塔库及其同时代的人物作了素描。

 

芝诺多图斯编撰《荷马史诗》字汇，整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校订赫西俄德的《神谱》、考证品达和阿纳克利翁的文本；埃拉托色尼是第一个以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地理学的人，他主张真正的诗歌旨在唤起想象而不在陶铸理智；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是第一位诗人兼学者的馆长，他把重读法和标点法简化为明晰的体系，编订了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和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对柏拉图的著作进行了分期，他编纂了一部具有丰富方言知识的字典，把字汇编修提高到了词汇编修的水平；阿里斯塔库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在晚年从自己的门人中选定的继承人，他最早将话语分为八个部分——名词、动词、分词、代词、冠词、副词、介词和连词，为语法研究打下了基础，作为语法学家，他主张有规则的词形变化，反对无规则的词形变化。

 

在这一部分，桑兹强调的是文明的内发式发展而不是外部交流。通过白描的手法，作者把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注重诗人文辞的考辨之风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为我们勾勒了希腊黄金时代的文学传之后世的历史线索。从这些学者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模式和精神的脉动。

 

读史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记住了多少史实，而在于你阅读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通过阅读，我们与过去照面，如何分享历史的真理；过去和现在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如何消解这种张力。显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古人那里而在我们自己。来者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理亘古不易，其不同者只是形式。

 

希腊化时期，希腊语像今天的英语一样成为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通用语。罗马军团征服了希腊，把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湖。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拉丁学术是罗马人在学习希腊语，把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希腊化到罗马帝国的兴起，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视域融合”过程。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成为希腊文坛代表人物们向往的文化中心，拉丁语成为人们塑造自身的主要方式，新一轮对自身构成方式的研究开始了，关于拉丁语的语法学、修辞学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无论经过怎样的劫难，人类从来没有放弃对“人如何成为人”的探索。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七种自由技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什么会成为中世纪教育的基础，因为它们都与人塑造、生成自身有最直接的关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明白桑兹为什么从荷马开始写起，以彼特拉克作为《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结尾了。因为荷马活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中，彼特拉克是在意大利北方升起的文艺复兴的晨星。他们代表着人类历史创造的“重演律”。

 

在文明的进程中，人们不断地更新自我生成的方式，不断变换着自己生活的时空。历史中没有旧东西，只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颗善于同情理解的心灵。

 

《科学时报》 (2011-2-24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