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高等教育的角色主要定位在推动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时，我们就会冒着无视更重大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也会看不到种种的探索。而正是这种种探索，确立了我们关键性的立场，构建着我们仁慈的洞察力，培养着我们无休止的质疑之心，解开了常常涌现自我们最深层理解之中的那些疑问。过于狭隘地关注现实，就会无视历史和未来，还会漠视远见卓识，而一直以来，高等教育最为关注的就是远见卓识。我们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来呢，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存的世界之世界？

 

历史教会我们不测；她展现的是，世界一直都是不同于以往的，她还可能、也一定会是不同于以往的。人类学能告诉人们的是，世界各地的社会不仅现在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各自不同的——跨越了时空也是如此。文学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共鸣——怎样在他人的头脑、生活以及体验中描画我们自身——也就是通过不同的棱镜去看待世界，而这恰恰也是艺术研究所要教给我们的东西。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都是必需的，但它们还不是一所大学充分的立身之本。在科学领域内，大学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培养和满足人类渴望了解我们自身的欲望，了解我们所居住和继承而来的世界的欲望，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茫茫银河系——哪怕我们眼下还看不出这有什么实用价值，哪怕我们只是正确地加速了我们的努力，不过是从相关知识的最基本的形式中获取了新的技术而已。不能忘记的是，科学发现中那些最具革命性的用途，常常可以把研究的源头追溯至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探测大千世界中最神奇的奇迹的？

 

教育若仅只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那就意味着忽视了那种“要提高人的阐释能力”的重要性。换言之，即无视了一个事实：我们都是阐释者；也对这样的情形不管不顾：有些事情并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和意义何在的问题。（郭英剑/编译）

 

《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