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经演变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分配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如果说对疆土的分割已经结束，那么对环境资源分配的政治博弈才刚开始。”在8月15日举行的第九届北京留美学人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傅志寰表示。

 

虽然《哥本哈根协议》凝聚了共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基本上得到反映，但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欧盟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大的外交政策，并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施压者出现。美国调整了布什政府的原有政策，声称要成为领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既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又必将增加能源消费，承受很大压力。岛屿国家担心海平面上涨，导致从地图上消失，呼吁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目标……

 

“今年底的墨西哥坎昆会议能否最终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哥本哈根协议共识将作为下阶段谈判的基础，但今后斗争更为尖锐、复杂。主要体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阵营的斗争，核心是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也表达了同样观点。

 

“虽然各国就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达成了共识，但欧盟等发达国家力推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实质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责任。”何建坤表示。

 

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而将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逐渐转移的现实，印证了何建坤的观点。以英国为例，1990～2007年，该国第二产业比重由35%下降到29%，粗钢产量减少2/3。而根据产业界的共识：第二产业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服务业的3～4倍。

 

发达国家参与博弈的手段向来不是单一的，碳关税则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的另一手段。

 

法国提出，对环保立法不如欧盟严格的国家征收17欧元/tCO2的碳关税，而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指出：从2020年起，进口产品均要求购买排放额度。

 

何建坤认为，碳关税将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按50美元/tCO2征税，我国出口产品平均税率将提高约10%。2007年我国出口产品占国内CO2排放总量的比例约23%。无论从税率的角度，还是从减排的角度，发达国家的这一关税措施的出现对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容乐观。

 

傅志寰认为，在减排上，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

 

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2，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的排放量的77%。

 

傅志寰表示，气候变化不只是环境问题，关键是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无法实现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还会影响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只有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增长，气候问题才有望得到成功解决。现阶段要求它们承担强制量化减排义务，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何建坤表示，发达国家联手向我国施加减排义务的趋势十分明显，压力将不断增加。协调全球保护气候和国内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道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低碳发展。

 

何建坤认为，实现低碳经济有3个环节：能源供应、能源需求和末端治理。而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制定发展低碳经济政策和激励机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及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新技术开发和推广的力度，城市发展走低碳之路。

 

由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主办的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低碳经济的挑战与机遇”，论坛主持人、留美分会会长陈章良表示，本届论坛还将征集各方专家的建议，最终为国家低碳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科学时报》 (2010-8-18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