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千里 刘丹
从养鸽子
到“摸老虎屁股”
生肖属“小龙”的张亚平，6年前在他38岁时，曾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现在科研魅力和风头正健。
张亚平从小就喜欢各种动物。他至今记得当年养鸽子的情景。还是小学生的他，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了同学送的一对小鸽子，兴冲冲地向全家人宣布了养鸽计划。父亲听了之后有些为难，那是个买米面都要定量供应的年代，哪里有多余的粮食来喂鸽子。
父亲与张亚平的协商结果是，养鸽子可以，但是不能过多动用家里的粮食。从此，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张亚平就会绞尽脑汁地去为心爱的鸽子筹备口粮。
“自己养的鸽子还能帮我招来其他的鸽子，这也是我童年最为开心的事情。”张亚平颔首一笑。
鸽子每天飞出去又准时飞回家，这种习性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为了解鸽子的习性，张亚平开始不停地向别人请教，并借来书籍查阅。知识越是了解得多，他就越着迷于这个五彩斑斓的动物世界。正是源于这份新鲜与好奇，张亚平在日后对生物课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张亚平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动物结缘。
张亚平的博士论文，是以猕猴为研究对象——要给猴子取样，绝非易事。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既没有麻醉枪，也没有现在取样用的“小笼子”。张亚平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一道，与两只猕猴对峙了许久，好容易才“按住”了其中的一只，压着它的“手”取了血样并拔了毛。“那真是高度紧张，若一不小心，就会被猴子挠上一爪子！”
“不是所有的老虎屁股都不能摸，摸小老虎的屁股就没事！”1997年，为了研究食肉类动物进化关系，张亚平实验室需要给肉食动物取样。在昆明动物园饲养员的帮助下，张亚平拔了老虎屁股上的一撮毛，“当时的感觉棒极了！”
生命奥秘的
自然感应与召唤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张亚平，被陈景润执著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深深震动。
1982年，张亚平以全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偏远的云南昭通走进复旦大学。张亚平说：“复旦大学是个学习氛围很自由、很宽松的学校，它鼓励学生广泛猎取各种知识，当年就允许学生选修或旁听外系的课程，为学生接触不同的学科提供了机会。本科毕业前夕，我对经济管理学也很感兴趣，而且萌生过报考经济管理专业的念头。”
就在报考研究生之前，张亚平在一份学术刊物上读到了施立明院士的学术论文。施立明的广博学识与研究方向打动了张亚平，他决定报考施立明的研究生。
这是张亚平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选择，“其实，我选择回到云南故乡，和离家比较近并没有任何关系。”张亚平说，“许多同学都不可理解，我为何要从上海回到云南，我主要是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科研发展的机会。这其中有好几个机缘，如果当时施立明教授不在云南这里，如果他不是复旦大学的校友，或者云南没有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我可能也不会选择到这里。”
1986年，张亚平考入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师从施立明院士攻读研究生，5年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小米加步枪”
开始打天下
施立明院士很欣赏张亚平的想法，但却真诚地告诫他说：搞这个行当比较辛苦，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兴趣，做不到全身心地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当。“我能够理解老师的话，真正能登上科学殿堂的人，是那种必须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强烈兴趣，甚至以此为人生乐趣的人。”
“当时提取DNA样品，我们用的是微量注射器。若干个烧杯摆在那里，用于清洗微量注射器中的残留物，完全是从‘小米加步枪’开始，用最简陋的装备与美国竞争。”张亚平带着苦笑回忆。
用近乎原始的方法与设备，张亚平完成了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做过的“猕猴属的线粒体DNA的多态性研究”。
在施立明院士指导下，张亚平成了施立明的学生中第一个开展动物分子遗传学方面研究的人。“那一段的人生经历，让我对立足于国内条件、找准研究的突破口，与国外同行竞争，有了深刻认识。”
经施立明院士推荐，1992年张亚平以博士后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协会，继续进行动物的分子进化与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当时圣地亚哥动物协会的研究条件比昆明动物研究所要好得多。张亚平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与高水平同行思想火花的碰撞中，他的研究也进展得很顺利。张亚平发现了微进化范围内分子钟并不一定成立的重要现象。
张亚平的工作赢得了美国同行的赞赏。导师对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不仅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还应邀参与美国国家基金项目的评议，并被提名美国环境基金青年奖。
回国绝不是一时冲动
1994年，施立明院士病故，张亚平怀着对恩师的感念之情，万里回国奔丧。
施立明一手建立起来的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实验室”。施立明在逝世前，就曾多次写信给张亚平，希望他能回国，接手实验室，把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如果说我没有犹豫那是假的，关键是回来之后有开展研究工作的良好条件，事业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从事我深爱的研究，我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亚平踌躇再三，决定在回美国之前拜访一下中科院的领导，争取实验室购买设备的所必需的经费。
“去见周光召院长之前，我事先准备了一下有关的材料。以前我没有拜见过任何的大领导，感觉中需要仰视的人现在就要面对面，我的内心很紧张。”张亚平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没料到一见面，周光召问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一下子放松了。”
张亚平汇报了自己的工作、“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的状况，以及他回国后的打算，周光召不时地插话与他讨论。作为物理学家的周光召，对生命科学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前景的独到见解，让张亚平感到震撼和钦佩。
原定10分钟的谈话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了解了张亚平回国工作的计划和需求后，周光召当场决定，拨出15万美元的特别经费，用做他购置所需的仪器设备。
15万美元！这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年轻的张亚平有一种内心的冲动：“‘士为知己者死’。我当时的想法很直接，立刻结束美国的工作回国，没有提其他任何条件。”
把科研成就
看作稍事休息的凉亭
1995年，张亚平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昆明动物研究所。
在张亚平带领下，“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不仅很快走出了低谷，而且在全国的评比中排名迅速提升。他带领的科研小组相继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
2002年，张亚平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2006年，张亚平研究组以其所开展的“线粒体基因组多样性与东亚人群历史的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虽然张亚平的成果相当丰硕，但他清醒地知道：种种的荣誉充其量就如同一件华丽的衣服，随时随地都可以将之抛弃不要，真正重要的是华丽衣服包裹下的、那属于自己应该珍惜的科研生命。
张亚平还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要把科研过程看作不断登山的路途，把科研成就看作在山路上稍事休息的凉亭。
证实了狗
起源于中国的观点
“‘中国制造’的不仅是塑料制品或是鞋子，现在，连狗也是‘中国制造’。”这是2009年9月1日的Science杂志中的一句话。那篇文章，专题报道了张亚平及其合作者历时7年的研究成果，从基因溯源的角度，证实了狗起源于中国的论点。
2002年，张亚平领导的一个研究组，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彼得·萨沃莱南教授合作，提出了狗起源于东亚的观点。该项成果作为封面论文在《科学》发表后，世界许多著名媒体作了广泛报道。
2009年8月，康奈尔大学的亚当·鲍科博士及其合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一篇关于非洲乡村狗的研究论文，对狗的“东亚起源说”提出了质疑。
张亚平与彼得·萨沃莱南教授的合作一直在继续。在张亚平的带领下，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庞峻峰博士与云南大学的周晓菊博士等研究人员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分析了更多地区狗的DNA数据。此外，他们的分析也包括了前一个月康奈尔大学小组发表的数据。他们以充实的数据揭示，狗可能起源于中国长江以南地区。
张亚平合作取得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刊物《分子生物学与进化》。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这是张亚平经常会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我们把狗作为一种模式动物，了解其驯化过程中遗传变异如何。这能帮助我们了解家养动物和作物的遗传与育种，了解人类的疾病。”
“生物多样性”
蕴涵的缤纷人生
“回顾我的科研生涯，不外乎就是两个关键词：基因和生物多样性。”张亚平如此自我总结。
而在属于张亚平自己的“基因”里，更多的是“勇气”和“毅力”的DNA，他周身有一股遇到困难能顽强坚持，即便是一时跌倒在地，也要重新站立起来的血液在流淌。
2008年，张亚平甚至带着他的学生去俄罗斯采集狼的样品，“我们去野外与狼亲密接触，由俄罗斯科学院的比雅科夫教授带着，去他的野外实验站，只要他学一声狼嚎，狼群也就开始嚎叫——这是人和狼的对话。我对直接和狼接触很兴奋很新奇。有一只狼在很小的时候工作站人员就开始喂养，因此相对比较容易接近。我从真正触摸狼，到甚至还可以抱一抱它，能亲近生灵的感觉很好。”
张亚平度假时喜欢去海边，甚至和孩子一起骑摩托艇、乘降落伞，“但因为科研工作繁忙，我不得不放弃假期和许多业余爱好。”
“我现在同时身兼云南省科协主席等多个社会职务，但主要的工作当然还是在研究所、在我承担的科研任务方面。每天十几个小时，基本上是每周7天都在工作。我如果周末不工作，那反而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说到这里，张亚平情不自禁地笑了。
记者采访结束后，张亚平似乎语犹未尽，告别后还特意折了回来，对记者补充了一句足以令人振聋发聩的话：“我的梦想是55岁退休，这样就能专注于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现年不到45岁的张亚平当属风华正茂。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位优秀领军人物，张亚平何以梦想到了55岁就退休，他是想去开辟什么新天地呢？——这，或许就是“生物多样性”待解的不尽之谜吧？！
《科学时报》 (2010-7-16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