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浙江省教委副主任缪进鸿坚持数年力克艰深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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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比较人才学求解“钱学森之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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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缪进鸿在西双版纳与老虎合影，在年底时特别把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并题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送给一些朋友，以示他作比较人才学研究的决心。
□本报记者 王卉
政府人才决策欠缺可靠依据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
而原浙江省教委副主任缪进鸿的比较人才学研究被一些学者认为，将在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中起到积极作用。
1979年五六月间，缪进鸿曾参加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访问了美国10座城市的15所大学及3个研究机构。当时，浙江大学隶属中国科学院，由缪进鸿执笔的考察报告得到了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李昌的高度评价。该报告对美国教育的种种特点及改革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并针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10条建设性建议。
作为曾多年主管浙江省高教工作的领导，缪进鸿深为浙江文化的衰退而忧心：500多年来，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浙江，在全国的文化地位相对下降，人才优势逐渐他移。
出于爱乡情、爱国情，从《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的人才比较研究》起步，1990年，年届花甲的缪进鸿开始选择比较人才学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从此，缪进鸿开始广泛涉猎各类名人传记、年谱、回忆录等资料，力图从中归纳、设计出一种不同的中外杰出人物群体，包括个体的相互比较研究的模式。
“有比较才有鉴别。”缪进鸿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通过中西人才比较，我的视野豁然开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多年前，缪进鸿到清华园参加一个高教方面的讨论会时，曾拜访了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何东昌先生。何东昌说，他不愿意看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既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也没有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似乎是随心所欲地谈论。
缪进鸿就是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称爱因斯坦为幸运儿，因为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胆敢批判他的理论，而男女老少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不管他们是否懂得心理学。
缪进鸿认为，显然弗洛伊德的解释同样适应于研究教育和人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并没什么不好，对从事教育和人才研究的人来说，严格的督促使他们不敢有所疏忽。
“一般人对人才学多半还停留在感性层次，您的努力使这门学问提升到理性的层次，十分佩服。”对于缪进鸿的工作，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创始人、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原主任谢定裕教授评价说。
缪进鸿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做出的工作，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称道。比如，原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郝克明说：“看到这样的文章真有耳目一新之感，像这样有大量调查数据和资料、有分析、有见解的好文章确实太少了……我认为，在教育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很需要倡导这种科学的学风。”
针对缪进鸿的一篇文章，宁波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教授朱兆祥表示：“这是一篇令人信服的文章，有大量的数据，足以抽取出客观的结论，可以发人深省……也许还可以从众多的数据中发现演化的规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抗美认为，人才环境问题与人才个体素质问题，是人才学理论的两大基石。前者的研究更为复杂、困难，但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更大。因为揭示出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社会因素，就等于揭示了人才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世界各地不论有无“人才学”概念，都十分重视人才环境的研究……
马抗美表示，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缪进鸿的人才比较研究尽管规模较小，但仍可以滴水见太阳，以其自己的方式填补这一空白。
马抗美同时认为，此课题的研究还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尽管多年前邓小平就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但理论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滞后，还不能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理论和操作上的可靠依据。
“建立比较人才学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要为科学而科学。”缪进鸿表示，当然也有实用的目的——为培养人才服务，为青少年的志趣培养和择业选择提供帮助；同时为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人才培养的改革提供一些依据。
“杰出人才的成长是有其客观规律的。”缪进鸿强调。
不比较不知道差距
——以数学为例
在杰出人物比较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中，缪进鸿选择数学家群体为突破口，收集了200多位数学家的传记材料，将每位数学家的资料分解为几十个项目和参数，如家庭出身、立志年龄、兴趣爱好、磨难指数等，然后进行统计和分析，写就《数学家的一些特点》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学的比较研究》等文。
缪进鸿以精确的统计资料得出结论——中国离数学强国还有距离。
作为数学史外行，缪进鸿下了很多功夫。他的文章也得到一些著名数学家以及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的认可。
缪进鸿说，作中国与其他国家数学比较研究，是因为其他学科也许存在地区差别，但数学普天下是一样的，相对容易比较。
但这项工作的难度也很大，因为数学领域十分广泛，有几十个分支，缪进鸿要列出每个分支的排行榜，还要分析原因。
“这很困难，还会得罪人，但是我不怕。我不懂就请教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数学教授，还请教外地和海外的数学家，包括像陈省身这样的数学大师。”缪进鸿说。
对此，湖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许康评价说，从一位对数学界所知不多的“外人”，到对这个领域重要的人和事如数家珍，花的功夫无疑极为巨大。责任感、事业心和详细地占有材料，发现共性、总结规律，以及良好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多方面条件的配合，才能写出这样的力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表示，反思当今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深感非彻底改革不可，但传统观念和旧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却严重阻碍了改革和人才的培养，“因此十分需要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才成长的比较来让同胞们觉醒，缪进鸿的文章无疑起到了警钟作用”。
浙江大学原副校长王启东认为，各学科都应该像数学这样作一下中外比较。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迎头赶上。
从波兰、匈牙利以及法国的数学发展史中，缪进鸿注意到，咖啡馆竟跟大学研究所和数学会的会场一样，成了爆发数学思想火花的圣地。
“众多事例让我们体会到，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讨论的宽松、自在的环境和气氛，对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缪进鸿说。
无独有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R.麦克费尔森（MacPherson）也提出过相似的结论。他曾在苏联解体后对其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文章中写道：“讨论班始终是莫斯科数学生命的真正心脏。这些讨论班同美国大学生的完全不同。这里的讨论更热烈一些。”
“讨论班的社会活动和那儿无约束的讨论，都是那么重要，数学家们不愿错过。”
“与美国的讨论班相比，莫斯科的数学讨论班有一种独特的气氛，那就是较多的合作和较少的竞争。这种气氛使我每次到莫斯科都觉得心旷神怡。”
缪进鸿认为，这些例子再次说明，建立一种宽松自在的学术环境多么重要。
缪进鸿对近代数学是“门外汉”，但在拜读了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茨奖获得者成就介绍之后，不禁为他们基础之深厚、学问之渊博、钻研之精湛深深叹服。
诚如陈省身先生所说：“他们的工作都很广，很难说是哪一方面的专家。他们继承了高斯以来的伟大传统，不分纯粹的与应用的数学，熔各门于一炉。”
而在当今的学术界，缪进鸿说，为了及时出论文、及时晋升，或为了其他什么功利的目的，只能作一些最有把握的、最容易出成果的课题。这就势必影响他们最终的科学成就。
著名美国数学家、沃尔夫数学奖获得者H.惠特尼（Hassler Whitney）指出，要做“创造性的数学工作”，首先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与此同时，还要有“充分的自主性”。这就是说，他们还应该成为自己生活和时间的主人，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并能让自己的思想在数学天地中自由翱翔，包括自由选择自己的课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读了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一书，缪进鸿很受启发，感到吴国盛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比较中肯。吴国盛认为，近代中国传统科学（不包括技术）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它太讲实用，功利性太强。
缪进鸿认为，重实用、不重理性思辩能力培养的毛病，在数学教学上也有很多反映。突出的表现是：学生的课程时数安排太重，每周可达25个学时。教师上课讲得很细、很清楚，要花很多时间讲演算、做例题，却不注重讲概念，不注重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学生下课以后脑子里没有留下什么疑问，但要做很多习题。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自学并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而这种教学上的毛病非常难改，因为学生们的老师往往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缪进鸿认为，“大跃进”式的急于求成，与教育、科研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管理上的急功近利与急于求成，从本质来看都是一样的，往往都是有害的。
缪进鸿提醒，即使在我们学风较好的时期，与外国数学家（或数学家集体）的一些好的学风相比仍有差距。
以法国布尔巴基数学学派为例：成员对自己研究的课题都怀有强烈的兴趣。每次开会时，总是研究所写的内容和章节，决定每个章节应论述哪些内容，然后将这些任务派给愿意担负此项任务的某一成员。
下一次会议上，所有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内容。在大会上，撰写者要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其他成员可以中途打断，对他的作品提出无情的批评，并阐述自己的建议。
因此，经过讨论，初稿有时被批得体无完肤，甚至被完全否定，并重新让其他成员编写。一项内容一般要经过五六次讨论才能定稿，所定稿件必须使每个成员都感到满意。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那里学到许多知识。
在缪进鸿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之一就是自尊心有时过强，特别是听不得他人对自己作品的批评，哪怕是相当婉转的批评；同时，还有“文人相轻”的习气，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容易融洽。
缪进鸿认为，法国布尔巴基数学学派成员能具备这样的精神和品格，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如果要讨论我们与数学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我们数学家个人来说，最大的差距也许就在于此！”缪进鸿说。
“富矿”亟待
更多有识之士参与开采
缪进鸿通过网络搜索，也通过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打听，究竟有没有人在从事类似的人才群体的比较研究。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
他们猜测，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和知识面极其广阔。
而且，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原杭州大学校长陈立所指出的，“迄今还没有一个学科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需要自己去摸索；加上从事这项工作又必须在浩繁的个案研究基础上作大量的统计分析，进而再作比较研究，难度相当大，使人望而生畏；更多的人则压根儿就从来没有想到要这样去做。
“但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我们愿意开个头，做一块铺路石，今后自有后来人。”缪进鸿说，“新生的学科正像初生的婴儿一样，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看起来，招人喜爱。”
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缪进鸿对自己个性特点的剖析是：勤思考，专心致志，不轻信，不盲从，不怕困难，有较强的毅力，而且善于集思广益，善于归纳，看准了比较人才学就锲而不舍。
“年纪大了，对人生的意义也就较之前有所感悟。”缪进鸿说。
缪进鸿现在最欣赏的人生格言，分别是巴金和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巴金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我想我的余生应当尽力按照这两句话去做。”缪进鸿表示。
谈到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收获，缪进鸿感慨地说：“退休以后是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千万要珍惜。退休了，我还干了不少事，比无所事事要好多了。而且，通过对这些杰出人物的研究，自己的思想境界也相应提高了。我觉得不管年纪多大，都要不断提高自己。”
曾经做过记者的浙江省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钱伟刚采访过缪进鸿，后来成为比较人才学研究团队中的积极参与者。
钱伟刚表示，研究杰出人物对自己是激励，也是教育，“挺有意思。比如了解人才成长有多种途径，也就不去为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一时成绩的高低有太多焦虑。只是遗憾工作比较忙，无力参与太多的工作”。
缪进鸿曾有几位中青年朋友一同探索这项工作，由于经费短缺，各人又有各自的岗位，最后只好自己一人单干，后来才有几位业余参与者。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座富矿，但仅凭我们几个人是不行的。”缪进鸿表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比较人才学研究队伍，使海内外更多中青年学者感兴趣，投入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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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进鸿，1929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进修两年。改革开放之初，缪进鸿出任浙江大学教务处处长。曾任浙江省教委副主任。
缪进鸿身体力行，促成一门新学科分支“比较人才学”的诞生。目前，他正在构建一个拥有26个群体、3000多名古今中外杰出人物、近百个项目和参数的多功能人才数据库。
他的著作包括：《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的人才比较研究》、《18世纪以来太湖流域与苏格兰的人才比较研究》、《介绍一门新的学科分支——比较人才学》、《多功能世界杰出人物数据库信息卡填写指南》、《数学家的一些特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学的比较研究》、《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优化高教结构，提高办学效益》、《犹太人之谜》等。
最近几年还连续出版“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丛书”，诸如《自古英雄多磨难——26个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磨难比较研究》、《终生难忘的帮助——谁对杰出人物的一生帮助最大？》等等。
《科学时报》 (2010-7-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