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网上查询有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信息，意外地得知，当年中国科学家与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进行的科考，一些当事人的遗物如今由他们的子女亲属捐给了鲁迅博物馆保存，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于是我向老友、曾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得后研究员询问，他证实了此事确信无疑，因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子女向鲁迅博物馆捐赠遗物，王得后还参加了相关活动。得知我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历史有兴趣，王得后立即热情而慷概地给我寄来两本书，一本是《走向有水的罗布泊》（陈雅丹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5月），另一本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王忱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6月）。前者是考察团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的女儿、画家陈雅丹为父亲写的传记，后者是中方团长徐炳昶的亲属王忱等人整理的有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历史资料汇编，非常珍贵。

 

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其全称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时间从1927年至1935年，正如王忱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前言中所说：这正是“连年战火、内忧外患，民生凋败，科教衰落的苦难年代”。然而这次由中国科学家与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成的大型科学考察团，却是我国第一次以本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当时双方签订的19条协议，其中有“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不得有任何借口，致毁损关于历史、美术等之建筑物”、“不得以私人名义购买古物等”，另外，协议还规定原则上不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但遇有小规模的发掘，“得由中国团长同外国团长执行之”，并规定考古“收罗或采掘所得之物件”，“统须交与中国团长或其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归本会保存”等等。这些条款，一改清末以来外国探险家、科学家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任意发掘、考察，并将大量文物和动植物标本掠至国外的屈辱历史，成了以后外国人来华考察与我国签约的典范，其意义十分重大。

 

《高尚者的墓志铭》全文收入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该书的最早版本，30多年前我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见过，现在已是很稀罕的了）、中方地质学家袁复礼的《蒙新五年行程记》以及杨钟健、袁复礼合作的《天山龙发掘经过》；地质学家丁道衡的《绥选白云鄂博铁矿报告》，气象学家刘衍淮、李宪之关于气象观测的回忆，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的多篇考察报告。考古学家黄文弼学术成果甚丰，著作已分别出版，该书仅提供考察报告目录。此外，书中还收集了当年协商成立科学考察团的新闻报道和有关消息、往来信件、简报，以及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和斯文赫定撰写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等原始文献，弥足珍贵。

 

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时共有团员28人，其中中国团员10人、瑞典团员6人、丹麦团员1人、德国团员11人。后来又各增补团员5人，先后共计38人。

 

在为期8年的考察中遇到的困难，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劣，主要还在于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政局动荡及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无法下达的混乱。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考察团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不寻常的成绩，填补了许多学科的空白。

 

例如中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在包头的白云鄂博发现的大铁矿，分析了该矿成因，当时徐炳昶就估计道：“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目前，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有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包钢为丁道衡树立雕像以纪念这位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

 

又如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爬行动物化石，使我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瑞典一地质学家曾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也属不虚此行了。”

 

另外，对罗布泊的实地考察，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和霍涅尔、那林对湖区的测绘，斯文赫定和陈宗器驾独木舟从孔雀河进入罗布泊考察，都是前无古人的。此外，在地图测绘、气象观测、地磁、动植物标本采集、人种学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

 

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收获，人文科学领域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瑞典的贝格满博士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上万枚古居延的汉简，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考古资料。

 

黄文弼对古高昌国遗址、罗布泊北岸西汉烽火台遗址（土垠遗址）的考古发现，贝格满、陈宗器对罗布泊地区小河及楼兰古城等多处的考古发现，都是西北考古的巨大收获。

 

除了科考的成果，这次科学考察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值得一提的。考察团的4名气象实习生是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中录取的，分别是马叶谦、崔鹤峰、刘衍淮、李宪之，在德国气象专家郝德的指导下，他们很快学会独立从事气象观测。以后李宪之、刘衍淮完成任务后，入柏林大学深造。李宪之根据实际观测资料进行研究，发表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以后又找到台风的成因，成为著名的气象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刘衍淮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后在国民党空军从事气象教育，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教授。附带提一句，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李宪之先生教过我们气象学。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鲁迅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究竟有什么关系？

 

鲁迅虽然没有参与考察团的任何活动，但是鲁迅的两位好朋友却是这次中外合作科学考察的关键人物。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这次科学考察十分关心，显示了他的远大目光。

 

鲁迅的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刘半农（1891～1934），又名刘复，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他是当时成立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推举的常务理事，西北科学考察团名义上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织的，刘半农负责与斯文赫定、与中央政府联络的具体工作。19条协议便是刘半农与许多中国学者努力的结果。

 

另一位就是中方团长徐炳昶。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县人，著名的史学家，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解放后，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译甚丰。1927年，徐炳昶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他知识渊博、为人正直、不卑不亢、意志坚定，临危不惧，赢得全团中外队员的钦佩，也为全团克服困难、团结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徐炳昶与鲁迅早有文字之交，鲁迅的《华盖集》收有《通讯》一文，即是鲁迅与徐炳昶往来的4封信，时间分别是1925年3月12日、3月29日（鲁迅致徐炳昶），徐炳昶致鲁迅信则是同年同月的16日和31日。这是徐炳昶主编的《猛进》创刊不久鲁迅给徐的信，信中提出针对中国的现状：“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除此没有别的法……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信中也交流了对国民性的看法和办报刊的想法。

 

鲁迅经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关于如何办通俗的科学杂志，便是出自给徐炳昶的信：“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这番精辟的言论，概括了鲁迅先生对于传播科学，以及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的方法，而且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如何借鉴外国优秀作家的创作手法，至今没有过时，仍有很强的针对性。

 

1927年，徐炳昶担任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与斯文赫定率团出征，以及此前中国学术界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这些频频见诸报端的消息，鲁迅肯定是十分关注的。我们从《徐旭生西游日记》 “叙言”中可以看到，当考察团从大西北回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立即找到徐炳昶，转达了鲁迅先生的约稿要求。

 

徐炳昶的“叙言”写道：“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做日记的叙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意。”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先生对于这次中外合作科学考察的高度重视。

 

他热切地希望老朋友徐炳昶 “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把考察中的见闻、科考的发现、取得的成果迅速地告诉国人，这无疑是一次最生动、有影响的科学传播。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的远见卓识。徐炳昶在叙言中写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即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由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团员、到额济纳河前分队的工作、额济纳河附近及西面大戈壁中的分队工作及其困难、入新疆后的困难及其工作之分配，以及此二十个月中工作的成绩，内容很详尽，但是这些文字仅是《徐旭生西游日记》（民国十九年九月初版，全三册，大北印刷所印制）的 “叙言”，其影响力比发表在《东方杂志》恐要差得多。

 

还有一件事与这次科学考察并无直接关系，而是由于斯文赫定与刘半农从“不打不相识”转而俩人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谊，于是衍生出斯文赫定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刘半农是鲁迅的老朋友，认为斯文赫定的建议未尝不是件好事，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的意见。鲁迅收到台静农1927年9月17日的来信，当即于9月25日回复了台静农，予以婉拒：“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也是近代文学史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一桩公案，恕不赘述了。

 

《科学时报》 (2010-6-18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