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时期的欧洲国家，使用生物质燃料的汽车相当普遍，仅在德国，二战结束时，就有约50万辆采用发生炉装置的汽车投入使用，为了方便驾驶员添加生物质燃料，还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加木站”。包括小轿车、卡车、公交车、拖拉机、摩托车、轮船和火车在内的交通工具都被安装了发生炉装置。

 

追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生物质驱动技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郭慕孙显得兴致勃勃，“把古老的上世纪40年代的技术拿出来，改进以后，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即秸秆已经做了压块处理，除掉了一部分水分，发热值按单位重量计算比直接燃烧木块还要高一些。”

 

秸秆综合利用问题是我国农村面临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农作物换季时茬口紧，为了不耽误下一季茬口，农民往往就地焚烧秸秆，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农民还要以很高的成本进行能源消费。

 

“生物质驱动的汽车、农用机械可以使农民少用汽油，甚至不用汽油，就地利用了多余的秸秆，补充、替代石油等不可再生的燃料，还可以把秸秆燃烧以后的炉灰作还田处理，保持土壤原有成分，减少矿物质流失。”郭慕孙说。

 

从技术的角度考虑，要想推广使用生物质燃料驱动的汽车或农用机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秸秆压成什么样的大小和形状，以及气化炉的造型应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均匀反应，从而提高能量利用效率；一是高温煤气的净化，即如何去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焦油等杂质，减少其对活塞和机器的损害，保护好内燃机械。

 

“现在总在讲创新，大家都想要追求高精尖，像这样可以实实在在给农民带来效益的技术反而没有人去做。”郭慕孙并没有小看这样的实用技术，他建议，科研机构可以选择与乡村合作，在选定的区域认认真真做3～5年的试验，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

 

 

在解决技术问题的同时，还要转变观念，郭慕孙对此深有感触，他以使用生物质燃料为例向记者作了说明，在美国的农场，喜欢动手的美国人自己改装车辆，在车上加一个用于燃烧生物质的发生炉，就用自己农场的废弃物替代汽油做燃料。而在中国，这样的举动是很少见的。

 

郭慕孙表示，工程研究分三块，一块是基础的，称为道；一块是术，做很多事情都是先有术，行之见效的不一定知道得很透，但工程需要做出产品来，要达到一个目的，它要有判断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然后就是要有到应用的输出，如果没有输出，就很难产生社会价值。

 

使用秸秆就地驱动内燃机机械这样的研究属于“术”的范畴，应当在实践的过程中看到底应当怎么做。现在的问题是没人愿意动手做这样的事情，一些研究人员更愿意在计算机上玩数字游戏和拼凑游戏，而不是踏踏实实从实践中的需求出发来搞研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的危害是很大的。

 

我国在秸秆利用方面已有很多实践，如以秸秆为主要燃料发电、推广户用气化炉等，但以压实秸秆为燃料驱动汽车或农用机械还十分鲜见，在郭慕孙看来，这种秸秆利用方式虽然显得有些朴素，却可以有效解决农村的能源利用问题，既节能环保，又降低农民的能源消费成本，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秸秆动力的利用从观念到技术到应用都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刘欢）

 

《科学时报》 (2010-5-31 B1 中国生物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