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黯然收场，留给了世人太多的失望与叹息。就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而言，哥本哈根会议是失败的，它未能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公平的、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与资金援助承诺，以阻止气候灾难。但是，从“南北格局”的角度出发，哥本哈根会议可能标志着21世纪的真正开始，它动摇了全球地缘政治难题的传统要素，见证了一个全新的长期准备的地缘政治的亮相，预示着全球新的地缘政治的来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标志着20世纪的真正开始一样，哥本哈根会议标志着21世纪的真正开始——人类社会进入后哥本哈根时代。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出现，以及将世界划分为主要排放国（MECs）、最脆弱国家集团（MVC）和其他国家的普遍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四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中坚力量，并将无可避免地改变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尽管发达国家试图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并竭力加深中国与最脆弱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这一特定的利益冲突只存在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在可预见的谈判进程中，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仍将与发达国家斡旋，共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计。

 

诚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打开人类社会通向“2℃”目标的道路，只是建立了一个框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能够站出来“名正言顺”地作出减排承诺。随着各国减排承诺的出台，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家很快将其汇总并计算它们对全球温度的潜在影响，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哪些国家承担了应有的责任，哪些国家只是搭了别国付诸行动的便车。

 

但是，判断承担应有责任的标准可能会很复杂。例如，应该如何比较一个国家的减排承诺，是与常规排放量的预测结果相比吗？如果与其相比，应该比较哪一个？是衡量人均排放权吗？如果是，那么“大气排放空间”已经耗尽的事实又该如何处理？是公平承担的国家义务吗？如果是，那么这一国家义务应该如何计算？计算的原则又是什么？是历史责任吗？如果是，应该从何时开始？是支付能力吗？如果是，那么这一支付能力应该如何界定？应该如何比较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义务？又该怎样对待贫穷国家中的富人，或者富裕国家中的穷人？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公平现象不能被忽视，但是应该如何计算呢？

 

地球变暖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全球话语主导权的利剑，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就限制了新兴国家的政治发言权，从而为发达国家掌控新一轮的国际规则主导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过去。发达国家全然不顾其两百多年工业发展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一味地要求绝大多数人口仍处于贫困水平而迫切需要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和阴谋，有悖全球公平发展的正义。

 

在复杂的气候政治斗争中，简单地计算就可以揭露事实的真相。以美国和中国为例，1850年～2009年美国的累计排放量为347Gt二氧化碳，而中国的累计排放量为124Gt二氧化碳（数据来源据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但是，按照中美两国目前已经作出的减排承诺计算，到2020年，美国、中国的减排量将分别为1.2Gt二氧化碳、2.5Gt二氧化碳。美国的累计排放量是中国的2.8倍，但是承诺的减排量却不到中国的一半。这无疑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昭然宣示的“减排雄心”的最大讽刺，加剧了可持续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分歧。

 

正如哥本哈根街道上所打出的标语一样，我们需要“改变制度而非气候变化”，因为缺失制度的改变，各国政府将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决定性的响应行动来应对气候危机。虽然环保组织在精神上支持并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公平，使其至少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可以增加排放量，但实际上作为公共资源的大气排放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尽管有关全球变暖的警告已经有几十年时间，富裕国家却一如既往地遵循常规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在气候谈判中执意阻碍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多次重申的发展需求以接受一个有意义的、公平的减排承诺。西方发达国家限制碳排放未来的无情事实不仅使“基础四国”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都将处于未来的绝望的边缘。发达国家的气候运动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同时，并没有向广大的民众说明全球气候的公平问题，这为当前解决气候变化危机埋下了隐患。

 

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方案背后蕴藏了巨大的阴谋与陷阱。就“八国方案”而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在2020年前后出现并随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同时发达国家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80%，而全球排放量与发达国家排放量之间的余量则是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排放空间。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随全球排放量一起快速下降，在发展中国家排放量达到峰值并随之快速减少的时候（即2020年后），其人均排放量是多么的少。而人均排放量预测还会造成严重误导，它们隐含着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排放量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用人均排放量（而不是人均累计排放量）来定义公平往往掩盖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仍在努力摆脱贫困，并更普遍地创造新的、有尊严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而人类目前唯一证实的、可以摆脱贫困的方法仍然要涉及大量地使用能源，因此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及其排放量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减贫、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根本不可能在很小的剩余排放预算里得到解决。发达国家不愿意减少其自身的排放量，却言辞确凿地向发展中国家鼓吹这些减排方案的合理性与可取性，为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很难协调其发展抱负与气候稳定的实际需求。如果没有环境的约束，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增长速率可能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并最终有希望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经济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这正是在缺失其他经证实的发展路线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接受其排放量快速减少的“公平”未来的原因。如何就公平地分担应有的减排责任与义务进行谈判才是今后地缘政治议程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发达国家试图将全球变暖学说宗教化、全球减排途径神圣化，以暗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发达国家却无须采纳任何基于科学的减排目标，这才是当前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只是浩瀚历史长河之中的沧海一粟，却使所有国家对稳定地球气候系统的义务日渐清晰。随之而来的挑战则是发达国家率先根据其历史责任、行动能力和科学研究来作出相应的减排承诺与行动，这才是突破当前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瓶颈的正道。

 

《科学时报》 (2010-4-8 A4 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