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精辟论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推进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难度很大。我建议由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同设立若干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简称高教特区），试点加速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进而带动和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我国教育改革正处在攻坚克难阶段，必须选择好的切入点。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起着龙头带动作用，应该成为改革的切入点。然而，我国2000多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办学水平、文化传统等差异极大，难以制定统一的改革思路。因此，有必要选择若干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特区，作为改革切入点，进行大胆的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从而带动整个教育改革。

 

温总理提出：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鼓励试验，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系统改革涉及面很广，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共同来探索，而不是局限于学校内部管理的若干变革。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文化条件比较适宜的省市设立高等教育特区，开展系统改革的探索。

 

 

目前，设立高等教育特区已具有较好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首先，人民群众热切期盼高等教育走出一条改革之路，高等教育界具有加速体制机制改革的强烈愿望。其次，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设立经济特区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探索和引领作用。这个“特”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是“特”在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它的成功为设立高等教育特区提供了实践基础。

 

正是经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市，如今已率先开展高等教育改革，策划创建南方科技大学。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南方科技大学策划成立之初便有令人耳目一新之举。通过全球校长遴选，最终聘任杰出教育家朱清时委员作为创校校长。该校正在开展的学科设置、教师引进、人才培养等工作充满“特色”。最重要的是，学校实行理事会治理，探索教授治校，明确界定政府与学校、行政与学术的权力界限。我们期盼这所大学成为改革力度大，受限制约少，与国际接轨的典范，期盼设立若干这样的高教特区。

 

 

高等教育特区的基本改革思路是公开遴选最优秀的教育家群体，放手让他们依法治校，创新体制机制。这项工作应选择少量省市、高校和教育家开展小范围试点，既便于操作，又避免一窝蜂，还可对不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做到“可行”、“可控”、“可比”。

 

设立高等教育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承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遵循教育规律办学，积极借鉴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路。

 

建设高等教育特区，需要调节好以下三种关系。

 

一是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现行体制中，政府“办”大学，政府“管”大学。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模式可加速发展。但长此以往，政府对大学管得多、统得死、限得严，问题日趋严重。这种强势行政管理自然导致大学内部管理日趋“政府化”，也就是社会热议的高校“行政化”。如果政府对大学的“管”体现在人、财、物的管理权力上，则大学内部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分配行政化，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如果政府对于大学的“管”体现在行政指令、目标完成和评价上，则大学发展建设必然走上功利化道路。由于政府在管大学的同时“赋予”它太多的社会职能，诸如校园稳定、离退休职工养老、后勤服务等等，大学只好用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都是高校“行政化”的重要原因。

 

对于高等教育特区，必须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将政府对大学的“办”与“管”和“评”有机分离。探索政府“兴办大学”，董事会“谋划大学”，教育家“建设大学”，教授“治理大学”的机制，这是绝大多数世界著名大学成功的经验。对于高等教育特区，政府应全面执行《高等教育法》，按照温总理的要求，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如取消统一的招生考试、取消专项建设、取消经常性的检查评估等，让教育家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力，让教师享有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快乐。

 

二是调整大学与中学的关系。现行体制中，大学与中学相对独立，分担不同的人才培养任务，唯一的联系就是高考。高考日益显现出亟待改革之处，特别是相对分离的考试和招生模式使得高等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彼此缺少联系。

 

对于高等教育特区，要调整大学与中小学的关系。从系统论看，优秀生源是高等教育的输入，是高中教育的输出。我们必须把握这个联系环节，将大学教育和基础教育作为一个大系统看待，改革切入点就是在高等教育特区实行新的选拔机制。南方科技大学将选拔高二优秀学生进行实验班教育就是一种有益尝试。高等教育特区应享有完全自主的招生权力，包括对招生计划、考试内容、录取条件、录取人数的自主决定，进而有效地因材施教。在这种模式带动下，部分中学将率先摆脱高考指挥棒的指挥，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大学与中学可以加深合作，形成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顺畅衔接。

 

三是调整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现行体制中，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相对较弱，以被动服务为主，引领能力不强，社会地位不高；而社会对大学缺少必要的支撑，却将过多社会责任转移到大学。例如，我国部分大学曾仿效发达国家，兴建无围墙校园，但几乎没有成功之例。究其原因，发达国家的治安、住宿、餐饮等一系列保障均是社会行为，高校与社会融合一体，且责任分明。当然，国外著名大学的社会性强更多体现在其思想库、知识库的功能上，体现在对社会的引领上，体现在社会对大学的信任上，体现在校友赞助和社会捐助上。

 

设立高等教育特区，要调整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要服务社会，要传播文化，要启迪智慧，要塑造人格。大学不仅通过知识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进的大学管理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应是国家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支持、帮助、捐赠、融合，为大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有力的物质保障。因此高等教育特区应实行更为宽松有效的政策，为大学赢得社会尊重和社会资助提供帮助。

 

我期盼，通过设立高等教育特区，还大学以学术本色，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该文系今年两会上，中央领导看望教育界政协委员时，作者代表众多委员所作的主题发言。）

 

《科学时报》 (2010-3-9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