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八年来，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在战火中经历四次搬迁，途经湘、桂、黔、川，行程八千余里，师生们历尽千辛万苦，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护校爱校，求知报国，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终于保存了杏坛星火，坚持了办学，是学校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和创举，同时也显示了爱国师生令人叹服的胆识和毅力。
□高学民
一迁湘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先后沦陷。由于时局紧张，很多国立大学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组织下，纷纷向西北、西南大后方迁移。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虽也是国立大学，向以培养工业、交通运输高级技术、管理人才而享誉国内外，但政府当局却无人过问学校的去向。此时，学校专任教师王芳荃义无反顾地带着一部分学生搭乘海轮南下到上海，找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商洽，打算到该校借读。未几，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此时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汉口，组成校友会致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主持复院开课事宜。国难当头，面对莘莘学子的殷切呼唤，王芳荃没有过多思索，横下一条心痛别妻儿，将家眷留在上海，继续带着抵沪学生辗转奔波，避开战场，绕道江北天生港迂回龙窝口，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轮，溯江西上抵达汉口。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汉口办公，王芳荃等五次往返，递交呈文申请复院开课，历时三月竟无人理睬。1938年3月，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当王芳荃得知他在清华执教时的学生顾毓琇随同陈立夫任职教育部次长时，便亲自去找顾商议复校开学之事。师生见面，顾毓琇深为王芳荃坚守教职、共赴国难的精神所打动，几经周折，后又得到本校1925年毕业校友张冲从中帮助，终于争取到了复学开课的批文，当局同意该校与迁至湘潭的唐山工程学院合并。自此，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得以复校，王芳荃任管理系主任。
复校消息通过登报传出，原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同学纷纷到湘潭钱家巷报到，复校最初学生约80人，教师10余人，两院合计共300人。1938年4月开学上课。
二转湘乡
因钱家巷校址太小，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学生，学校决定于5月23日迁往距钱家巷数十公里外的湘乡杨家滩。
杨家滩位于湘中，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小镇。当地居民仅100余户。学校租用一刘姓的祠堂连同其家宅，共有四幢大院为校舍。学校将两幢大院作为学生宿舍，一幢作为教室，其余一幢作为学校办公及教职工宿舍之用。
兵荒马乱之时，学校生计维艰，王芳荃尽全力支撑数月，熬过了那段最为困苦的日子。在杨家滩安顿下来之后，他当即函请原校的前任负责人胡立猷教授来湘，并向其交卸了系主任之职。
在杨家滩上课仅半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学校决定继续内迁。
三栖平越
11月15日，首批师生徒步从杨家滩出发，历时三天到达湘桂铁路洪桥车站（今祁东车站），师生搭乘火车于11月27日到达广西桂林。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师生住处被炸起火，损失惨重。
12月9日，师生分批从两江镇出发，徒步继续西行，晓行夜宿，向柳州前进。白天穿行崎岖难行、杂草丛生的山间小路，晚上在草棚或客店过夜，其困苦难以言表。
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师生们于12月15日到达柳州，住进了一所中学。期间，学校了解到贵州平越有孔庙，地方比较宽敞，可以用作校舍。平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一座小山城，位于贵州省中部，距离贵阳市东面不远的群山包围之中。那里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甚少，经济条件甚是艰难。但学校考虑，贵州当时还没有大学，学校迁黔对开展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和提高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学校中共党组织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在同学中进行工作，学生会通过表决，多数赞成迁黔，最后经学校研究通过，校址选定在贵州省平越县。
1939年1月13日，师生离开柳州，徒步行军，于16日到达宜山，18日租乘已迁至宜山的浙江大学的汽车至河池。从河池步行经八步、南丹抵黔桂边境的六寨。在寒气袭人的冬雨中，师生们就地休息数日，27日，继续租乘贵州省公路局汽车，于28日到达平越附近的汽车站马场坪，再步行18里，终于到达平越（今福泉县）。平越县城沿街张贴欢迎交大师生的标语，满街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场面甚为热烈感人。
师生至2月份分批到齐，于2月20日开始复课。从1939年2月至1944年11月，学校在此办学历时近6年。
四移璧山
1944年11月，日寇向桂北发动进攻，侵占桂林、柳州之后，又攻占黔南独山。平越离独山仅百余里，隆隆炮声时时可闻。学校于1944年11月16日宣布停课，发给学生离校生活费，自行设法到重庆中国桥梁公司集中，听候复课具体地点的通知。师生分头准备，尽量抛弃一切不必要的行李，轻装前进。同学们自行结伴，三五成群，徒步先到贵阳。
师生到贵阳之后，再欲继续前进已困难重重。从贵阳到重庆的西南公路是曲折的碎石路面，约1000里，随山峦起伏而修建，一面是悬崖深谷，一面是陡峭的峻岭，汽车盘旋而上，稍一不慎便会粉身碎骨，行人视为畏途。公路上挤满了来自广西、湖南、黔东的逃难人流。汽车也只能夹杂在人群中缓缓爬行，秩序异常混乱，人群的叫喊声、汽车的喇叭声混成一片，震耳欲聋。此情此景犹如一幅悲壮的流民图。
2月上旬，大部分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重庆。女同学由重庆校友会负责安排食宿，男同学因人数众多，只得各人自行解决。
自日寇攻占独山后，学校即开始与重庆校友联系寻觅校址。先后在重庆、南充、璧山等地察看选址。1945年1月3日，校长罗忠忱到达重庆，得知璧山丁家坳有一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可以利用。当即决定暂迁璧山丁家坳复课。在重庆校友的协助下，维修房屋，购置家具，租借部分民房进行紧张的筹备，于当月下旬筹备工作就绪，即登报通知同学到丁家坳报到。
经过短期的紧张工作，学校于2月18日起在璧山丁家坳新校址复课。
1945年6月6日，教育部令学校于暑期迁往甘肃天水，改称国立交通大学甘肃分校。7月25日学校复函，力申学校师生不堪再迁之苦，胜利复员在望，恳请免予迁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迁陇之事不了了之。
《科学时报》 (2010-2-23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