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蒙古族学者谈到，内蒙古的游牧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前景，他预计也就是8～1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位学者甚至谈到了撰写“游牧文化消亡史”的问题，这深深地震撼了笔者。

 

游牧文化生存于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对人类社会而言，它能提供的资源极其匮乏。然而，基于这样的生态系统，游牧文化存在了上千年，还一度支撑了世界史上一个首屈一指的大帝国。而今，这个文化似乎在走向终结。今天的主流文明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疯狂地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照此下去，人类早晚会再次面临资源极其匮乏、生态极其脆弱的局面，这将严峻考验人类这个种群的持续生存能力。

 

视为未雨绸缪也罢，当做杞人忧天也罢，让我们来考察在干旱草原上，游牧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使它能长期生存于这样的环境中。这对我们探寻“可持续文明”或许有所启示。

 

佛家用“成、住、坏、空”来描述一个现象从发生到消亡的过程，我们不妨也从这一视角观察游牧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游牧”是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因而，相对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是比较原始、落后的文化。然而，考古发现颠覆了这种看法。

 

学者们系统对比分析了中国北部地区的考古遗存后指出：这个地区的人群早在距今7470±80～6895±205年间就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前红山文化”的兴隆洼遗址）。到距今五六千年左右时，有了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红山文化，它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与同期中原仰韶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是东亚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可见今天人们在这里推广的定居舍饲、农耕等，古已有之。

 

然而,春秋至汉，这个地区的考古遗存与前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山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猪骨变得极为稀少，遗骨以草食类动物马、牛、羊为主。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消失，而武器（短剑、刀、镞等）和马具（马衔、马镳、节约等）则相当普遍。在农耕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陶器非常少，通常只有一两件。随葬的青铜器变小,以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为主，如耳坠、腰带饰、铜扣、动物牌饰等。发现的遗址主要是墓地，另有少量的窑址，却没有聚落址。这告诉我们，此时这里的人群已经放弃了定居、农业与养猪，过着完全依赖马、牛、羊的游牧生涯。对他们而言，农耕文化中象征财富的宫室、大型器具已无价值，真正的财富是以草为生、可以随时游走的畜群。而且在他们的生涯中随时发生争夺资源的战斗。（见王明珂：《华夏边缘》）

 

可见这个地区正从农、牧混合向游牧演化。早在20世纪40年代，拉铁摩尔就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戎、狄也从事农业，并且他们并非骑马的部族。他认为真正的游牧部族要到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约为战国时期）才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

 

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演化的外部动因是气候干旱化，它造成了农业资源的衰落、萎缩。在资源争夺中，南方以农为主的人群逐渐形成了“我群认同”——“诸夏”，以区别于北部的“狄”、“戎”。“诸夏”各国纷纷筑墙保护自己的资源，后来秦将这些墙连了起来，这就是长城。它事实上成了游牧、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而资源更为匮乏的北部人群，逻辑上只有三个选择：南迁以融入农耕文化（如乌桓、鲜卑融入了华北农耕文化）、向南劫掠（如汉与匈奴的战争），再就是发展出适应干旱草原的游牧文化。

 

可见，游牧文化的出现，是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遥想我们的先人，本来已经熟悉了定居的农耕文化。后来支撑农耕文化的生态环境彻底崩溃，他们不得不在资源远比过去匮乏、不确定的环境中求生。当时的艰巨、困惑、沮丧乃至怨恨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们必须探索出路，必须在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的环境中，让自己及子孙们活下来——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他们必须找到文化的“可持续性”。

 

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活下来了，甚至一度震撼了整个地球。

 

那他们是怎样活下来的？

 

 

北方游牧文化所在的区域，降水量低而变率大。

 

降水量低导致不可能有稳定的农业，人类只能靠草食动物将不可食的草类转化为可食的乳与肉。而生态系统低下的净初级生产力（NPP），只能支撑稀疏的人口。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在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康熙年间高士奇随皇帝在围场一带游猎，记下了他看到的境况：

 

“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恐碍放牧也。”（高士奇：《松亭行记》）

 

由此导致了游牧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地域广大而人烟稀少。从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点。

 

降水变率大导致生态系统的产出在时空分布上高度不确定。干旱时寸草不生，一场雨下来就郁郁葱葱，而何时下雨，下在哪里，是难以预测的。再加上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低下，一片草场经不起畜群的长期啃食、践踏，人们不得不抛弃了定居，转而“逐水草而居”。当年视为财富的宫室、大型器具,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中，反而成了累赘。

 

冬天是草原最艰难的时期，牧草枯萎，“黑灾”（冬旱）、“白灾”（暴风雪）均发生于此时。马、牛、羊夏季丰肥，到了冬季不免瘠瘦，且往往饥寒而倒毙。为了熬过这一难关，必须将牧草最充足的区域保护下来，以备越冬。于是，便出现了按季节划分的牧场：

 

冬营地不但要求植物枝叶保存良好，覆盖度大，植株高，还要求不易被雪埋；春季草场要求萌发早；夏季草场要求生长快，种类多，草质柔软；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较晚，结实丰富（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中国农业出版社）。冬季草场由于是枯草，产量低，是畜群增长的制约因素。所以牧民尤其注意保护冬营地，即使在夏季草原遭灾，也不轻易到冬季牧场放牧。

 

由于资源稀缺，生活于此的人群不得不竭力充分利用资源。蒙古草原上有“五畜”之说（山羊、绵羊、马、牛、骆驼）。学者们发现，各地的蒙古族人以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只要维持纯牧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牲畜构成及比例便相去不多——除了数量很少的骆驼不计外，绵羊、山羊、马、牛的数量比例约是10∶1∶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由于不同动物习性（尤其是食性）的差异，这样的配比能充分利用草场。由于牧区人口稀疏，远离市场，人们不得不尽量争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只经营一两种牲畜，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而“五畜”能提供不同的产品与服务，保障其生产、生活之需。可见，这种在上千年的试错中摸索出来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效率极高的资源转换机制。

 

农业受灾后，只要第二年风调雨顺，经济可以很快恢复。而牧业受灾后，由于牲畜的生长周期远长于庄稼，一次重灾的损失一般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而牧区降水变率大，自然灾害远比农区频繁。除了“黑灾”、“白灾”外，还有传染病灾、狼灾、火灾等。于是牧民力图保有的牲畜量，不但取决于生活所需，还取决于抵御灾害所需——使受灾后幸存的牲畜具备恢复所需的起码规模。

 

现代经济学家由消费需求计算牧民所需的牲畜保有量，发现其实际保有量远大于“合理”保有量，于是认为牧民愚昧、落后、保守。其实这是游牧文化适应高风险生存环境的必然选择。对牧民而言，畜群是最真实的财富，畜群小于一定规模，意味着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这从另一个视角提示我们：财富未必是货币的同义语，其真实的内涵，建立在社会的持续生存能力之上。

 

水是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制约性因素，草原上水比黄金还贵。湿地对草原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湿地的保水能力比森林高五倍，它是草原物种多样性的大本营。在锡林河中游踏头湿地十几厘米见方范围内，草原生态学家、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看见了20多种维管植物，相当于1平方米草原上的植物种数。

 

“湿地作为牲畜的夏营地，耐践踏、耐牧、再生力强、载畜量高，且稳定，被认为是吃不败的草场。某些盐碱滩还是牲畜补充大量元素的宝地。湿地是草原牧区人畜最集中、最热闹的地方，是体现草原文化特色的最佳场所。”（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因此，游牧文化对水十分敬重，视水为大地母亲的血液。成吉思汗公布过法令，不许洗衣服，不能洗手，在河里不能洗澡；夜里不能取水，因为神圣的河要休息；不许用金属取水，只许用木桶取水；甚至不许在河边晾衣服，怕污染河流。

 

牧区也知道利用地下水，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牧场，曾派人到缺水的草原上打井。忽必烈也曾组织牧奴到漠北一带凿井开泉。水井是家畜集中和放牧集中的核心。但牧区对地下水的利用是有节制的，因为地下水再生极其缓慢，滥用地下水无异于饮鸩止渴。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调查团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旅行调查发现：“纯牧区大约平均5.5公里的路线上才有一口井。”通常“只在喇嘛庙附近打井，其他地区的掘土打井则往往被禁止”。（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转引自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各种草原植物利用水、土、二氧化碳为养料，在一定温度下由叶绿素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为食草动物如牲畜、兔、鼠、昆虫等提供了生存条件；而食草动物又为食肉动物如狼、狐、鹰、鸟类提供生存条件；动、植物的尸体与分泌、排泄物则养育了微生物，微生物将其分解为矿物质，再滋养草原植物。

 

长期的演化在物种间形成了相生相克的共生关系，任何一个因素有了变化都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以促使系统恢复平衡，这就是系统的稳定机制。然而，一旦外来干扰过大，超过稳定机制的承受力，草原生态系统将走向崩溃。

 

寄生于此的人类社会，其索取资源、遗弃废弃物的行为，无疑是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由于降水条件恶劣，净初级生产力低下，草原生态系统抵御干扰的能力相当脆弱。游牧文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千百年试错实践的结果，使游牧人群将自己也融入了草原生态系统，成了其相生相克关系网的一员，成了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个能动环节。

 

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等的限制，草场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和放养的畜群不能过分集聚，必须分散而居。牧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一个地方放牧，不得超过一定的期限，到时一定要迁走。这样，才有利于草场恢复。同时，一片草场如果总不放牧，也会退化。据刘书润的报告：加拿大的实验表明，对一片有20多种植物的草场，围封多年后只剩下一种植物。锡林郭勒定位站的试验草原则从羊草草原变成大针茅草原。（见《生态危机背后的政治范本》http://news.artxun.com/kuangshi-846-4229764.shtml）

 

（注：羊草为内蒙古草原主要牧草资源；大针茅也是一种牧草，但它有一带芒针的颖果，芒针呈螺旋状，一旦沾上绵羊毛，绵羊每走一步，芒针向里面前进一步，最终刺进羊皮，在羊皮上留下孔洞，因而大大影响羊皮质量。严重者可能造成绵羊死亡。所以牧民都欲除之而后快。见百度百科）

 

换而言之，人和畜群不但是草场上的资源索取者，也是草场生态平衡的维护者，是相生相克关系网中的一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蒙古人有一句谚语——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搬来搬去，辛辛苦苦的。妈妈说：“我们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就像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地捶背，妈妈就感到舒服，假如合并成一捶，固定在一处，妈妈会怎样呢？”（引自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可见，牧民将自己视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孩子，用自己的生产、生活维护着草原生态系统。牧民所用的燃料是牛粪，放牧地当年的牛粪浊湿不能利用，所烧的牛粪是前一年留下的，经过水洗、风干，自然发酵后，有机养分已随雨渗透到土壤中，不会形成肥分损失。与烧草相比，这样做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小。这就要求下年的放牧轨迹与上年的一样。由此形成了游牧圈，它连接冬、夏营地，形成闭合轨迹，游牧民不轻易变更游牧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满铁铁道总局。转引自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刘书润注意到，对共生的认识已经融入了牧民的意识深处。在蒙古人心里，上帝就是大地母亲，其他都是我们的兄弟。在成吉思汗的保护动物名录里，甚至包括狼和青蛙。游牧文化没有农耕文化那种益虫、害虫；作物、野草之类的观念，草原上的任何生物，都有其生存的意义，人类应做的仅是“调节”。狼偶尔吃只羊，牧民甚至会高兴：“哎，天狗能看中我的羊。要丰收了。”当狼多了就要打，将狼围在一块，先把母狼、小狼放了，只打壮公狼。打黄羊，在上百万只黄羊中，只打几只老黄羊。草原的许多生物都是他们的图腾：狼、天鹅、老鹰、柳树、榆树……狗在汉语中是骂人的话：“狗东西”、“狗崽子”、“狗腿子”，而在蒙古人那里，是爱称。成吉思汗四员大将被称为“四狗”，相当于汉人称“五虎上将”。

 

这背后，其实就是现代生态学讲的多样性与稳定的问题。

 

在工商文明的主流观念中，一切对象都被套入资源、废物；益虫、害虫；作物、杂草；好人、坏人……的框架之中，对前者要极大化，对后者要极小化。实践证明，这种价值观指导的行为，导致破坏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对此，刘书润指出：“我们评介一个草原如何评介，不能光看草，要看羊，看人，不是说草长得高就好。”他引用一句广告语，表达生态学的理念：“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刘书润：《消灭游牧文化等于毁灭草原》）——这就是共生！

 

游牧文明中，对共生关系的重视也深深地影响到其社会内部关系。刘书润指出：

 

“草原上的草组成草原，树木形成森林，鸟兽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业劳动，如剪毛、接羔，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进食，必须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渐渐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草原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合。”（冯永锋：《刘书润：想做导游的生态学家》）

 

早期的游牧形式是聚落游牧。这是一种融战争与生产于一体的体制——“古列延”。蒙古包以环状形式排列，核心区是长老居住的地点。成吉思汗七世祖时，怯绿连河的蒙古人有70个古列延，每个“古列延”有1000帐幕（见拉施特主编《史集》）。

 

面对战争，这就是一个作战单位；和平生产，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合作社”。成吉思汗即汗位以后（1206年），草原上战争减少，“古列延”被小规模的家族游牧单位“阿寅勒”取代，一直保存到近代。在游牧集团内，合作是普遍而自然的。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在南方曾遇到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而在草原上，却比较顺利。至今老人们回忆，仍认为人民公社时期，是草原上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的牧民远比农民富裕，在牧区插队的知青，常给在农区插队的同学送东西。

 

 

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化不过是“单纯利用自然的过程”，是“生产极不稳定”的粗放型经济。然而，这样的经济如何能支撑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见图）

 

游牧需要机动性，于是马对游牧社会至关重要。马可·波罗曾描述他见到过的忽必烈的皇家马群：“君等应知汗有一大马群，马皆牝马，其色纯白，无它杂色，为数愈万。”

 

对此，内蒙古大学教授恩和指出：“蒙古高原的光照、气温、水土等自然环境造就了马匹的毛色只能以黄褐色、栗色、灰白色、灰褐色、海骝色、银鬃红色、草黄色、带斑纹灰色等黑白之间的中间色为主，无任何杂色毛的纯雪白色马是极其罕见的。”（恩和：《草原牧民的生态智慧——传统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首届中国骆驼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2010年8月29日）

 

这意味着，“为数愈万”的纯白牝马背后，必有巨量的马匹种群。

 

《元朝秘史》载，在铁木真与扎木合之间的“十三翼之战”中，双方各组织13个“古列延”，出动了3万骑兵（策·达木丁：《蒙古秘史》）。恩和据此估算了当时蒙古高原上马群的种群数量：

 

“如果考虑马群的性别、年龄等畜群结构因素以及当时蒙古高原游牧部落骑兵参战时一般每人须有2～3匹、有时达5～6匹备用战马的惯例，参战双方部落马群的种群数量应不在百万以下；如果再考虑到此次战役仅为那时蒙古高原几十个部落中，个别部落参与的一次局部战役这一事实，当时蒙古高原上马群的种群数量应达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匹。”（恩和，同上)

 

如何看待这样的种群规模？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官方统计资料称，马的种群数量的历史记录分别为224.9万（内蒙古1977年年中数）和316.35万（蒙古国1999年年末数），相加两者才541.25万匹！

 

在考虑到“五畜”中“除了数量很少的骆驼不计外，绵羊、山羊、马、牛的数量比例约是10∶1∶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那时的蒙古高原应有数千万头牲畜，换算成以羊单位，应超过一亿！这就是支撑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经济基础。

 

在资源稀缺的草原上，争夺资源的战斗频繁发生，生存于马背之上，融生产与战斗于一体的牧民，自然发育出了机动性强大的骑兵。结果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竟然建立过一个世界史上幅员最辽阔的帝国。这一事实甚至影响到上个世纪初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他注意到：

 

“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岛”理论。后来的陆权论、黄祸论，乃至地缘政治理论均发源于此。这些“论”的视角，均是对统治权的考察，而刘书润则从文明演进的视角看问题：

 

“假如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世界将永远各自封闭，陷入没完没了的重复当中。古代人类最大的冲击波，来自打开了东西方通道的蒙古人，因为他们实行了最大规模、最完善的游牧。”（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这样的成就，不可能建立在愚昧、落后的基础上，它的基础必然是对生态环境深刻而细致的认识。刘书润、达林太、恩和、李文军、张倩、海山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引证了。

 

 

游牧文化的许多特征,在外部人看来怪异而落后,然而，它是人们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结果。靠着它，游牧文化才生存了上千年，并一度谱写过辉煌的篇章。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着各自的生境。在人类文明社会存在的数千年中，“适应”始终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靠采掘、利用化石能源，掌握了巨大的能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让人们深信“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于是“适应”让位于“改造”。才有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现状。然而，就在人们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之时，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文明的可持续性开始成为问题。学者们发现，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续。现在，“可持续性”已经成为联合国和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多数国家关注的问题。当我们思考“可持续性”时，是否应思考“适应”与“改造”的关系？是否应从游牧文化中得到某种启发？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是不考虑“共生”的，它的普世价值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从事实判断的角度看，它只强调系统中的“竞争”关系，无视“共生”关系。“竞争”从个体的视角看问题，观察、研究个体在系统中的地位变迁；“共生”从系统的视角看问题，观察、研究系统成、住、坏、空的演化。两个视角层次不同，一旦系统崩溃，个体连生存的大环境都丧失了，又到哪里去竞争？可见它们一个是大道理，一个是小道理。邓小平曾指出，大道理要管住小道理，而过去30年里，“竞争”成为学界的圣经，似乎靠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促进竞争几乎成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潜在理念，成为“改革”的大方向。今天我们面临的所有结构性问题，究其根源，无不在于30年来“小道理”压倒了“大道理”。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将“竞争”视为普世价值，无异于认可“成王败寇”。于是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了道德上的正义性，反正“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氛围中，最有力的论据只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利益，其二是实力。所谓理性，无非是对这二者的冷静盘算。然而“竞争”价值处于这种绝对权威的位置上，“共生”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其长期结果，现已昭然，社会内部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而激化；人类社会志得意满地征服、掠夺生态系统，导致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所谓“可持续性”成了镜花水月。

 

《科学时报》 (2010-11-23 A3 本周聚焦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