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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卉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11-22 21:31:32
游牧与定居之争
 
“很多国家发布游牧法典,试图恢复传统的游牧方式,包括一些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他们意识到保留传统的、可以在大范围内移动的畜牧业系统,或许能更好地应对气候风险。”李文军说。
 
□本报记者 王卉
 
游牧是否可继续?
 
“定居这种高强度的草地畜牧业生产方式,如果处理不好,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干旱地区可能更容易造成草地退化。”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生态大讲堂2010年焦点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江文表示。
 
清华大学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于长青总结了关于牧民定居面临的种种困境:很多牧民因不会种地,又把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外地人,从而沦为贫困化和失地化;
 
当地政府推行“退牧还草”、“舍饲圈养”,但当地乡土家畜品种不适于圈养,而引进的外来优良品种又不适应本地的食物和气候条件,所以就出现了“偷牧”和牧民吃不上羊肉的问题;
 
土地开发(人造绿洲)需要开采大量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和污染,以至于不得不紧急叫停开采地下水;
 
牧民失去草场,造成大量闲散人员,其再就业比农民面临更大的困难;
 
牧民的草场承包权被剥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谈及游牧与定居之争时,樊江文表示,虽然定居生产被认为是草地畜牧业集约化生产的必由之路,但需要系统研究和妥善解决我国北方干旱地区集约化生产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
 
在粗放和集约之争中,我国现在提倡集约化草地模式,向发达国家看齐,但樊江文认为我国的一些情况不能和发达国家比。
 
樊江文曾在新西兰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的草地生产效率非常高。
 
“我国的天然草地有多少能达到新西兰的要求?几乎没多少,特别是北方四大牧区都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完全采用新西兰的模式也是不现实的。”樊江文表示,目前新西兰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模式也有问题——就是高水高肥。高水造成水的浪费,高肥造成污染,人工草地中存在的污染和土壤退化已经成为他们头疼的问题。
 
樊江文表示,目前许多草地学家也在反思草地畜牧业生产中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关系,认为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生产方式的价值和作用。
 
例如,有人认为,游牧和季节性迁移生产方式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牧业地区(包括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牧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一直是草原畜牧业理想的经营方式。它符合北方地区草地资源地带性强、时空分布不均、季节性差异大的特点,是季节性畜牧业生产的良好方法,能更有效、更全面、更系统地利用草地资源,相当于大尺度的自然“轮牧”,更符合自然规律(如与野生动物迁徙所依据的自然规律一致)。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表示,世界上农业社会有两种文明形态,即“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作出很大贡献。“从文化上我同意这一点,但让农民过原始生活骑马放牧,他肯定不干;现在,农民都是骑着摩托车或者开车去放牧。北方草原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宜大面积、大规模发展农耕业”。
 
樊江文表示,北方地区大部分原来是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新疆是上百公里、几百公里的游牧,还有的是跨地区的。如果流动性太大,搞承包到户这一块就非常难,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
 
于长青在新疆调查的牧民,基本上感情上喜欢游牧,但现在又说不愿意游牧,因为感觉游牧越来越累。以前游牧是唱着歌、闭着眼就能到山上,而现在路上要么是开垦的农耕地,要么是开矿的,要么是公路、旅游区,羊群都没地方躲。于长青认为,其实不是游牧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担心游牧以后没法儿继续下去。现在,当地的年轻人基本不想游牧,游牧也越来越难。
 
北京大学教授李文军介绍,很多国家发布游牧法典,试图恢复传统的游牧方式,包括一些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他们意识到保留更大范围内移动的畜牧业系统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风险。
 
西班牙在1995年出台过一个法案,通过立法把持12万公里长的牧道,以保证牧民的移动。从景观和自然保护的角度,欧盟目前的政策也开始鼓励放牧畜牧业,而不是集约化的畜牧业。“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提游牧就是骑马放牧。在美国曾经发生遇到灾害时政府用直升机来帮助运输牲畜到异地的例子;目前,一些UNEP(联合国环境署)和GEF(全球环境基金)项目也开始支持并鼓励牲畜在大范围内移动。”李文军说。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顺应系统的特点就能充分发挥其有利的一面。李文军表示,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有些牧民已经开始开着房车去放牧,里面有太阳能,能够洗浴、做饭。“说到能不能恢复放牧畜牧业的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认识到游牧的现实需求,另外也在于国家能否建立一些法律法规提供支持。”李文军说。
 
特别是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频发灾害,如果不通过游牧方式,而是在定居情况下以政府来推动抗灾,就会有一个及时性的问题,另外成本非常高。“因为这不是顺应自然的方式,是想以稳定来对抗不稳定,这是根本思路的问题。”李文军强调。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杜国祯表示,游牧是一个区域的文化载体,不能说游牧就是艰苦的,游牧有它的合理性。在青藏高原上,游牧正好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把游牧的生活方式利用好,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
 
游牧案例之一:走“敖特尔”的变迁
 
李文军表示,传统畜牧业在应对气候的多变和灾害的频繁情况时,主要是依靠移动策略来达到追随资源的时空异质性。
 
李文军说,在干旱草原,牧民上千年来一直在面对气候变化,他们从来不认为稳定是正常的事,变化对他们来说才是极其正常的。对于自然灾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躲灾”的方式来应对,比如干旱、雪灾来了,牧民带着牲畜就走了,在内蒙古这被称为“敖特尔”。
 
这种生产方式是对生态系统的顺应,其前提是灵活、弹性的产权边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另外,气候多变的生态系统形成了互惠合作的社会关系,一片草场今年风调雨顺,明年或后年可能就会发生干旱,需要相互间的帮助——他们是基于这样的生态环境进行产权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关系的处理的。
 
比如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案例看,年际间的降水波动非常剧烈,自然灾害频繁,每隔三四年就会有自然灾害,这在干旱草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通过走“敖特尔”“躲灾”是传统上的应对手段。
 
但畜草双承包建立了固定的边界,从原来弹性的产权变成非常表面的明晰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系统本身原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被削弱。
 
比如从信息和劳动力方面,草场承包之前,遇到灾年,在寻找好的草场以转移牲畜时,信息能够在集体层级之间进行及时的沟通,因此可以保障牲畜能及时转移到准确的具有关键资源的地方;劳动力方面,可以分工合作。
 
而在草场承包之后,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每一户牧民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信息渠道和知识打探来判断关键资源的方位,每家每户独自面对灾害,形成个体与自然博弈的局面。如不能够及时转移,将承受巨大损失,比如每天会死掉十几只羊。
 
社区互惠纽带的断裂也削弱了牧民应对灾害的能力。在承包以前,是一个友好的、信任的、互助的关系,是以礼物为纽带促成关键资源使用者边界的调整。在气候多变的环境中,大家都有一个预期,我今年帮助了你,明年或许就需要你的帮助。
 
现在的做法是现金交易,有个谈判的过程;而且,谈判交易之后常常会反悔。谈判过程如再加上反悔,前后五六天过去了,损失就会非常大。当一次交易达不成,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相互之间失去信任,就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在干旱地区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当极端天气来临,时间不允许反复谈判、协商,交易成本很高。
 
现在是政府推动“抗灾”,而不是“躲灾”,需要增加饲养成本、加大投入。
 
李文军表示,其实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应该顺应系统的特点,比如可以帮助牧民移动牲畜,包括机械化的移动等等,加大移动效率,而不是违逆生态系统特点而为。
 
李文军认为,由于外界对于牧区社会经济系统的不恰当认识导致的不恰当干预,致使走“敖特尔”这种有效降低风险的途径越来越难实施,牧区系统依靠自身化解风险的能力几乎被瓦解。
 
在草场管理理念上,长期以来在牧区推行的政策本质上是基于“以不变应万变、以稳定抗衡不确定性”的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措施上就是,当灾害来临时,试图仅仅依靠加大系统外投入等措施来“抗”灾,以取代通过移动来“躲”灾的方式。同时种草、打井、灌溉,这都是很典型的稳定抗灾,而种草对干旱地区地下水的消耗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考虑气候变化的话,需要在政策逻辑上反思。”李文军说。
 
游牧案例之二:青藏高原玛曲草地的联户经营
 
杜国祯多年从事草地生态学及草地恢复生态研究,他以玛曲为例介绍了他对青藏高原草地管理利用的研究。
 
玛曲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甘、青、川三省交界处,是藏族集居区。玛曲的草地严重退化。黄河水源补给能力下降,玛曲湿地面积萎缩了2/3,对黄河的水源补给量由原来的58.7%减少至45%。玛曲27条黄河一级支流中已有11条变为季节河或常年干涸。
 
国内关于草地退化的主流观点是气候变化说,但杜国祯认为,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的真正原因是建设性退化、政策性退化。“草地利用方式不当是造成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杜国祯表示,在草地承包到户的基础上,探求草地最佳管理利用模式是解决草地持续退化的当务之急。杜国祯向《科学时报》记者透露,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曾提出,草地管理利用模式应该是单户承包、联户经营。
 
从玛曲草地的联户经营来看,历史原因在于,长期的集体游牧生活,造就了牧民对家族势力的依赖以及对家族荣誉的极力维护,长期沉淀下来的家族文化使他们不愿意分开从事单户经营。
 
现实原因是,联合经营具有生态效益高、牧业生产草畜平衡、监督成本低及社会资源相对丰富等优点。
 
从经济效益上看,联户内无围栏,联户狗的数量少,联户可以互助合作节省劳动力;同时,协作可以减少牲畜死亡,还可以共享生产工具;还有其他潜在经济效益,包括有效追回被盗牲畜等。
 
从生态效益来看,联户体比单户体更有利于草地保护。单户经营单位面积同一时间内牲畜践踏密度高,容易造成土壤表层紧实;联户经营单位面积同一时间内牲畜践踏密度较低,有利于牧草生长。
 
联户体因内生制度,可有效调整草畜平衡,既能保证草地使用权的内部优先流转,又能根据牧草生长状况及时调整牲畜数量,从而联户体内部不存在超载过牧的可能。
 
从社会文化效益看,联户经营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良好的邻里关系维系、有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有助于牧民资源主体地位和抵御能力提升。
 
“很多人说要提高生产力,我说不对,不能光说生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他们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不能说吃香喝辣的就是科学发展。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和现在牧区新村建设的概念不一样。”杜国祯说。
 
整体而言,杜国祯认为联户经营的优势就在于,联户经营是介于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之间的一种草地经营模式,具有一些严格的内生制度。联户优势是政府管理对象改变,从而节约成本、减少摩擦。
 
联户经营的不足在于:社区管理机构是由部分牧民代表或社区精英及政府人员组成。对于联户经营模式,杜国祯建议,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资源参与式管理,成立管理机构,各家牧户代表和政府共同参与。
 
杜国祯介绍,从他关注的青藏高原草地来看,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游牧生活且经济相对不错的地方就是玛曲。
 
杜国祯表示,要有很好的游牧就需要联户,联户以后,游牧从各个方面来说是安全的,“大家意识到草地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但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个屏障靠种树、种草、围栏绝对办不到”。
 
《科学时报》 (2010-11-23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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