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丛书主编和主译者张卜天介绍，该译丛计划推出50种，已确定的书有近20种。对此，张卜天当初的博士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认为：“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可能会形成西方科学史译著的一块高地”。

 

 

国内西方科学史图书出版现状如何？与国外相比又怎样？张卜天直言，西方科学史领域的书籍是目前国内市场上最稀缺的品种之一，优秀出版物更是凤毛麟角，与西方科学史浩瀚的文献形成了巨大反差。

 

吴国盛也表达出同样的观点。他说，西方科学史在过去半个世纪发展迅速，文献汗牛充栋，而国内西方科学史方面的图书则“基本处在随机无序状态”。

 

细观出版市场，有关西方科学史的图书多是某个出版社出一本，另一家出版社又出一本，成套出版的不多，目前只有数套丛书可算初具规模。例如由吴国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所涉及的除了科技史还有科技哲学，但出版速度较慢，至今出版了十余种。还有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通史《剑桥科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的10本“剑桥科学史”丛书等。所以，吴国盛认为，以目前这样的方式，在出版规模上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张卜天自己也深有感受。2001年，他开始翻译第一本书——柯瓦雷的《牛顿研究》。10年前翻译的情形张卜天记忆犹新。当时他没有电脑，只能先写在纸上，再借别人的电脑录入。“虽然非常辛苦，但觉得很值得。尤其是其中第一篇《牛顿综合的意义》，后来多次被选到其他书中，或是在专业课堂上精读，使我觉得翻译这些科学史名著很有价值。”张卜天说。

 

此后，张卜天又翻译了其他一些书，不仅自己受益匪浅，而且他当时就读的北大哲学系的师弟师妹们都会用这些刚刚翻译过来的书接受基本训练。直到他写博士论文时，再次知道什么是“稀缺”。

 

张卜天的博士论文与中世纪科学史有关，他的参考资料基本是国外的。在学习过程中，他为国外科学史研究的程度感叹，国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套图书，而西方国家拥有过去100多年的研究及丰硕的成果。在感叹之余，张卜天希望能将好书引进国内。该套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吴炜说，最初听张卜天介绍一本本书时，以其职业敏感知道这些书很重要，很有引进的必要。

 

 

至于图书“稀缺”这一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吴国盛一语道出：“国内西方科学史研究尚处在草创阶段，缺乏专业研究人员、缺乏学科规划。”科学史学科建立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西方学者利用自己的语言和资料优势，产出了浩如烟海的优秀研究成果。而国内目前甚至连一位公认的伽利略专家、达尔文专家、牛顿专家都没有，更不要说其他西方科学史领域的内容了。

 

吴国盛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开展西方科学史研究，第一步是要将西方学术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翻译介绍过来。

 

学科建设也是张卜天主编这套书的一个原因。西方科学史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专业，不仅外语要求较高，要有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者还需要具备较为深广的思想背景。科学史专业的学生如果不从翻译过来的著作入手，很难进入科学史研究的门槛，非专业人士就更是这样。就西方科学史领域而言，可以说目前国内翻译到什么程度，多数学者的眼界和水平才达到什么程度。

 

对于“科学源流译丛”，吴国盛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他自己呼吁的“尽快成规模地推出西方科学史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的目标。“当然，单靠这一套丛书是不够的，因为西方科学史研究领域专题众多，编史纲领也五花八门，像这样的丛书出到10套的样子，且每套都有自己明确的专题和突出的编史纲领，每套都能达到10本以上的规模，那我们才能说引介工作初见成效，学科学史的人才可以说有书可读了。”吴国盛说。

 

从出版质量来看，吴国盛认为，一些零星出版的科学史译著出自非专业人员之手，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译介并不容易，专业人士又有翻译热情的人是少之又少，张卜天不仅是“科学源流译丛”的主编，他独自选择了所有图书，还是主要译者，此次出版的3本均由他翻译。张卜天说以后肯定要邀请其他译者参与进来，不过的确不容易找到合适的。

 

第一个原因自然是学科本身带来的，西方科学史国内可借鉴的很少，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科背景和哲学背景，早期科学史还涉及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翻译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另一个原因，张卜天说，现在做学术翻译很难。不仅稿费不高，而且一般也不算学术成果。所以至于这套书能否完成和坚持到什么时候，他实在难以预料。这不仅需要出版社的重视和支持，也需要有更多优秀译者参与进来。

 

“科学源流译丛”比较偏重18世纪之前的内容，特别是以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为核心，向前延伸至古希腊和中世纪。

 

该译丛初定出版50种，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优秀的西方科学史著作多得数不清。”张卜天说。所以目前只是粗略挑选了大约50本，并不会规定一个总量，希望能以每年两三本的速度推出。

 

第一批出版的3本书，作者都曾获得科学史领域的最高奖萨顿奖章。从研究时间来看，都是牛顿以前科学史的内容，就书的内容来说都属于经典科学史名著。

 

《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的作者格兰特与张卜天曾因翻译及专业问题通过200多封电子邮件。格兰特表示，该书是他最满意的著作之一，加上中文已被译成4种文字。该书阐述了中世纪为近代科学作了何种准备，为什么说中世纪恰恰是理性时代的基础。

 

《新物理学的诞生》因其雅俗共赏和权威性，已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张卜天说，国内目前几乎找不到一本浅显易懂的权威著作，能够像这本书这样简明扼要地系统讲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为近代物理学所作的基础性贡献。同时，书中也有许多普通读者不了解的重要细节。

 

张卜天说自己特别愿意推荐《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这本书，因为这种类型的著作实在太少了。它涵盖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为数不多的科学通史著作之一。作者尽可能地使用原始文献和权威研究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纠正了历史误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概念非常敏感，擅长深入细致地讨论“科学”内容背后的哲学语境，让人深切意识到为什么西方早期科学被称为“自然哲学”。而这是目前中国学者做西方科学史时非常欠缺的。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于1950年问世，1956年出版德译本，1961年出版英译本，时隔半个世纪的今天才迎来中译本。该书是戴克斯特霍伊斯的代表作，曾因其清晰的阐释和精致优雅的风格而获得1952年荷兰国家文学奖。戴克斯特霍伊斯的研究历程略显“另类”，他曾在中学教数学和物理学长达34年，在这期间研究科学史，直到著作等身才进入大学做教授。

 

该译丛拟收入的其他一些书也很吸引人，比如《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囊括了关于科学革命所有方面的讨论，在学界享有盛誉；《量子力学的概念发展》是关于量子力学思想发展的久负盛名的科学史名著；《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则是关于现代性起源的一部特别新颖的著作，它指出，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危机酝酿了后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皆由此而来，从更深的角度揭示了基督教对现代性的决定性影响。该译丛的选择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张卜天最喜欢讲的话是：“人们很容易把现代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去解释他们的思想，从而使那些古代成果显得不过如此，甚至愈发浅陋。其实，今天看来古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和对‘正轨’的偏离，恰恰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古今世界观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从而更具借鉴意义。”

 

应该说，国内读者对18世纪之前的科学史是不太熟悉的，可以中世纪为例。中世纪有科学研究吗？真如我们以前一直认为的是“黑暗的”吗？其实国外近100年的研究早已表明不能一言概之。

 

格兰特在《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的前言中说，该书“把中世纪的主要成就置于一个广泛的社会和体制背景中，如翻译、基督教、大学等等。这种新的解释认为，中世纪在近代早期科学的产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依赖于中世纪学者对科学革命中精确科学的转变是否有确定的贡献”。他表明，如果没有中世纪作准备，后来的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讨论的是机械论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从古希腊一直讲到牛顿，大约有一半篇幅是中世纪的内容，这些内容我们之前是极为陌生的。

 

例如，在讨论中世纪光学时，作者花了不小篇幅介绍了极为重要和复杂的“种相”（species）概念（这一译名也是译者第一次在国内尝试使用的），它表示起作用的事物影响其他事物所凭借的力量。古代所理解的光并非是从物体发出的小粒子传播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光源的“种相”把物体发光的潜能激发出来。而这种理解又与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这两个概念定义运动有关。所以如果不熟悉希腊哲学，对中世纪的科学或自然哲学也不可能有深刻了解。张卜天说，据他所知，国内没有任何文献或著作深入讨论过“种相”概念，但任何一个研究中世纪光学史和认知理论的人都不应该不知道这个概念。

 

另一些是与我们的“常识”相悖的内容。以“哥白尼革命”为例，这个词已经成为表达激进的观点转变的固定说法，人们总是将哥白尼视为最卓越的革新者，但往往没有意识到，他在思想上仍然强烈地依附于过去。在《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中，作者说，哥白尼最清楚地显示了保守与革新的结合，他的目标其实是回到早先的希腊观念，而不是把天文学长期以来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清除干净。换句话说，哥白尼自己显然没有有意识地去革新。

 

在讨论牛顿时，《世界图景的机械化》竟然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分析牛顿著作中的含糊矛盾之处，比如定义如何不严密，结构如何混乱以及没有准确表述牛顿第二定律等等，这些一般来说都是我们不大熟悉的内容。

 

 

除去读者关心的观念更新，除去科学史的学科建设，“促进对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张卜天做这套书更为重要的目的。

 

丛书《总序》开篇就提到：“对现代性的反思紧迫而又艰难。”张卜天认为，中国学术界近二十年来就西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角度的现代性反思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是来自西方科学视角的反思严重滞后。毋庸置疑，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性的塑造，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起着最大的作用。在西方思想史上，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的变革有直接或平行的关系，自然哲学往往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基础。不了解科学的发展，往往很难弄清思想发展的契机或原动力。

 

科学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弄清楚历史上有哪些科学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提出过什么理论，是否合乎现代科学的说法，张卜天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科学史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绝非科学的注脚，而是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吴国盛则认为这套丛书的选题思路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北大科技史学科的两大发展方向之一，即围绕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开展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因此，他对这套书出版不但非常支持，而且赞赏有加：“这套丛书比较侧重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专题集中、编史纲领突出而明确，而且过去半个世纪中产出最多优秀著作的，恰恰是在这个专题。”

 

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必将改变‘科学思想史’在中国学界长期模糊不清的形象，让中国读者真正领略‘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的动人魅力和无限趣味。”吴国盛说。

 

应该说，这套丛书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继“第一推动”后推出的最重要的一套书，如果说“第一推动”属于“流行的”科普读物，那么“科学源流译丛”则是一套具有纯正学术品位和独特视角的科学史经典著作。其读者对象不尽相同，前者更多的是热爱科学的青少年，后者则是对西方科学和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人。

 

《科学时报》 (2010-11-04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