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6月以来，北京颐和园团城湖已敞开肚皮，“吞”下了来自河北黄壁庄、岗南、王快三座水库的约2亿立方米的应急供水。

 

尽管北京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已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但是，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没感觉到缺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仍旧是哗哗地流。

 

部分人士乐观地认为，地表水不够了，我们还有地下水的浅层水，地下水的浅层水没有了，我们还能使用深层水……

 

一时间，乐观人士几乎把人类未来无限度使用水资源的希望都寄托在“救命水”身上。但很显然，这种希望注定是要破灭的。

 

近年来，全国多个省市出现了地下水严重超采，部分省市已明确禁止开采地下水，开始实施涵养和修复地下水措施。不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却没带来根本性的好转，无节制开采地下水仍随处可见而由于无节制开采地下水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如地面沉降，饮水安全等问题正日益凸显，地下水的未来令人担忧。

 

“我们必须做到科学合理地进行地下水开采，对于深层水更是需要节约使用。”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沈照理，日前在出席由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主办，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承办，于桂林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暨“全国地下水与环境科学”研讨会时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历史上的北京水资源非常丰富，到处都是水面、湿地。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开凿运河，加固堤防，源引永定河水灌溉开辟了大片农田，在元明清三代达到极盛。同时，永定河和潮白河带来的冲积物造就了肥沃的平原，而河流在平原上泛滥、改道，留下了大量的湖泊。

 

水资源丰富的景象，让所有的人都坚信：北京和缺水永远不会有任何联系。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共经历了4次水危机，身为首都的北京变得焦渴不堪。资料显示，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水危机是1999年到2009年，北京出现连续9年干旱，9年平均降水仅448毫米。地下水连年超采，水位持续下降。这次危机通过依靠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抽取深层地下水，从邻居河北“输血”平安度过。

 

不过，河北却不能永远充当北京的“救世主”，河北早就自身难保。

 

截至今年4月初，河北受旱面积1254万亩，其中麦田受旱224万亩，旱地缺墒1030万亩，有43万人因旱出现饮水困难，其中13万人需要出村拉水维持正常生活。

 

而这并不是旱情最严重的时候。河北省近年来自产水资源量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减少近50%，入境水量减少70%。全省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不足170亿立方米，而总用水量已达205亿~215亿立方米，远超出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如果不考虑环境用水，一般年份河北省缺水40亿~ 50亿立方米。

 

“整个华北地区水资源状况都不容乐观，地下水超采较为严重。”中国地质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张光辉说，“我们现在就必须考虑未来华北的水资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自然变化和社会变化加在一起，可利用量是多少。同时，还需要对这个量值的可靠性进行科学的评估。”

 

截至2000年，海河全流域各主要河流上兴建大中型水库1900余座，其中大型水库31 座，总库容294亿立方米，控制山区面积85%，控制海河流域径流量95%。受上游来水、降雨量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华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基本上成为季节性河流，甚至全年断流干涸。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华北平原就陷入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生态脆弱不堪。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仍未获得根本性改变。

 

然而，抽取地下水，对于千万华北农民来说实在是个无奈的选择。当身边再也找不到流动的水源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往地下打井更省事的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一个世界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已在华北形成。目前，华北平原京津冀三省市已形成20多个下降漏斗区，5万平方公里出现“漏斗”。地下水埋藏最深的在天津，达到110米。河北最深的机井在沧州地区，达到800米。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已被采空。

 

如果时光倒转半个世纪，人们还可以顺子牙河，从天津直达邯郸、安阳，顺石津运河直达石家庄，沿大清河达保定。而这样的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

 

 

据2009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资助的书籍《中国地下水科学的机遇与挑战》介绍，在过去几十年内，为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中国的地下水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

 

由于地下水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3，全国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因此地下水成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之一，但水体污染正加剧着中国的地下水危机。

 

前来参加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2010年年会暨“全国地下水与环境科学”研讨会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王焰新向《科学时报》记者展示了饮用高砷地下水后造成砷中毒患者的照片，患者皮肤上密密麻麻分布的脓包，让记者一次又一次地不忍心继续看下去。

 

据介绍，中国是地方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国家，地方病分布广，病种多，主要有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氟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以及地方性甲状腺肿等，这些病在“老少边贫”地区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普遍。

 

据《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国有氟斑牙患者3877万人，氟骨症患者284万人，地方性砷中毒患者9686人，大骨节病患者81人，潜在型克山病患者2.99万人，慢型克山病患者1.09万人。地方病与环境地质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地下水，如高氟、砷水是地氟、地砷病最主要、最直接的致病原因。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68岁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牧民更登甲是一名大骨节病患者，长年忍受着病痛折磨。在当地，还有很多像更登甲一样的大骨节病患者，大骨节病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病，一般认为是与饮用水中含较多腐蚀酸有关。

 

2008年，“阿坝州扶贫开发和综合防治大骨节病试点”启动后，像更登甲这类的患者享受到了免费治疗。中央每年都会支付大量的资金对地方病进行防治，并在各地疾控中心成立地方病的防治科，地方病的防治在近几十年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 与会专家告诉记者， 要根治地方病，就必须治地下水。中国地下水面临越来越多的地表污染的威胁，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污染，影响的人群更广泛，更难治理。

 

“目前，我国地下水污染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城市到农村的扩展趋势，污染程度日益严重。”与会专家补充说。

 

 

在张光辉的记忆里，整个华北地区的水文地质研究经历了从降低地下水水位到防止地下水水位下降截然不同的变化。

 

1972年之前，华北地区还在努力整治土地盐碱化，降低地下水水位。不过，1972年由于气候变化原因，整个华北地区降水量急剧下降，华北地区水资源变得紧缺，地下水水位下降加剧。

 

1973年，水文地质的研究方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整治土地盐碱化，降低地下水水位为重点，而是开始防止地下水水位下降。

 

在张光辉看来，这一切的变化除去自然原因，还与人们疯狂打井密不可分。

 

“地下水资源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人口膨胀，生产力的膨胀、气候变化、用水量增大等原因，矛盾开始向日益加剧的方向发展。”张光辉说。

 

不过，张光辉认为，美国上世纪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这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如今的地下水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和地方都开始重视。用水规划和地下水承载力不和谐，是绝对不允许的。”张光辉话锋一转。

 

但是，“现在我们的技术还做不到清楚地告诉当地政府地下水承载力，这里面存在空间差和时间差。”张光辉显得有些无奈。

 

前往桂林参会的沈照理刚刚从美国探亲回国，在美国探亲过程中，沈照理很荣幸受到相关专家的邀请前往美国地调局参观，“我国的水文地质研究并不比美国差，甚至很多地方都比他们优秀，但是我们在技术上还有很多不足。”这是沈照理的感受。

 

“我们现在技术问题比较明显。比如，我们要对500米地下的情况进行勘察，希望把下面所有的情况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的测试技术却跟不上。”沈照理说，“水文地质研究相关技术，世界很多国家都比我们先进。”

 

沈照理认为，技术落后是由主观和客观上两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主观上，有些负责钻探的工人太过于追求任务，往往需要2~3天才能完成的钻探，恨不得一天就草草收工完成。我们研究人员希望能在钻探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更多资料，所以希望钻探不要赶进度。这就使钻探人员和研究人员在理念上存在分歧。资金不够，测试仪器配备不够，测试方法落后等，在客观上造成了技术落后。

 

“刚解放的20年，我们打钻孔打得比较好。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为了获取相关资料，我们开始运用套管等。但是，现在测试技术和风险技术都跟不上，一旦钻孔打慢了，就需要精密设备和仪器，需要高科技人员对设备的掌握。”沈照理指出。

 

针对国家资金投入不够的问题，张光辉向记者坦言，华北地区仅20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钻孔。而在美国，每200米就有一个钻孔。这跟国家投入和国家财力有关。当然投入多了，技术发展才能更快些，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会更多了。

 

《科学时报》 (2010-11-04 A3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