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4日，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因创立体外受精治疗不育症疗法（俗称试管婴儿技术），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说：全世界大约有10％的夫妇遭受不育症的折磨，而单纯药物治疗对众多不育症的疗效非常有限。随着体外受精技术的产生，这一切可以得到解决。体外受精技术业已被证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大约20％到30％的体外受精卵最终可以发育为胎儿。有关跟踪研究表明，通过体外受精技术出生的孩子在健康方面和自然受孕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人类体外受精有别于自然的受精过程。人类体外受精是一项开创性研究，不仅会冒着巨大的失败风险，而且还会冒着极大的道德伦理风险。当外界得知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与爱德华兹共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研究中心）进行体外受精研究之后，他们受到了宗教界及科学家的强烈抨击。英国一些议员对他们的科研展开了调查，并收回了给他们的科研经费。

 

在没有科研经费的严峻困境中，斯特普托大量承接人工流产业务，依靠该收入维持体外受精科研。另一方面，由于经常受到抨击和打扰，他们只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研究，这反而使得外界的猜测和抨击更加激烈了。比如有人认为，体外受精会导致畸形怪胎。

 

从宗教、道德伦理和风险上对“大胆的研究”进行批判，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屡见不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虽然这些批判看上去是制约和阻碍了科学研究，但这也有利于科研走向“谨慎的研究”，也有利于科研成果将来走向“谨慎的应用”。

 

体外受精疗法，从试验研究到临床医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有关乎生命健康的新技术必须达到相当的成熟度之后，才能付诸“谨慎的应用”。

 

试管婴儿的诞生，引发媒体大量报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不愿意就试管婴儿疗法急匆匆撰写和发表论文。

 

然而，在一个“以论文论英雄”的时代，他们为这种甘于寂寞的做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在他们成功完成第一例试管婴儿之后，当年10月，一家基金会决定给予他们经费资助，但该基金会旋即又作出了取消资助的承诺，因为尚未见到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发表试管婴儿的论文。斯特普托非常气愤：“这是我在科学界遇到的最下作的事情！”

 

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坚持认为，必须等到获得充分的实验数据之后，再等上数月，才能撰写和发表论文。直到1979年1月，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完整地发表了他们关于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研究成果。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面对与上述类似的境遇时，我们做得如何呢？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

 

《科学时报》 (2010-10-13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