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一所肇始于国破家亡之秋，成长于多苦多难之时的“空前绝后的学校”。它全部的寿命，于1937年到1946年，不过8年多而已。但它却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南开大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南开在西南联大中，论规模、历史，甚至影响都不能与北大、清华相匹配。但南开自有其优长和特色，正如黄钰生先生在联大校庆9周年纪念会上所说：“南开虽小，也为联大作出了贡献。”

 

南开与北大、清华联合办学，是历史的机缘，也是实力的必然。一位台湾著名学者曾在《西南联大的背景》一文中写道：“南开之办学，真是难能又可贵，实为近代教育上的杰出表现。直到抗战开始，南开大学可说是潜力尚未发挥出来，但即就此初步的发展讲，已经成绩可观，列于国内第一流的大学，而其经济研究所，尤称独步当时，具有压倒性的地位。”

 

南开大学被日寇炸毁后，为保存国之一脉，师生被迫南迁，在长沙与北大、清华组成临时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学校常务委员，综理全校重大事宜。文、理、商、工4个学院中，除化学系、化工研究所、电机工程系之外，其余院系均与北大、清华合并，分在长沙、南岳两地办学。南开教师人数虽少，却有不少人担任了院系、职能部门及各委员会的负责工作。1938年初，临大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5院26个系中，南开的化工系、商学系保留原创建制，外文、哲教、算学、化学、物理、政治、经济、电机等系科继续与北大、清华有关系科组成联大相应的系科。

 

西南联大把南开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它从过去只有四五百名学生，百余名教职员的私立大学，融入三校荟萃的大学校，联大仅教师即达三四百名，其中一半以上是教授，在校学生通常都有2500至3000人。联大秉持“通识教育”思想，每年都要开出300门以上课程，相当于战前南开全部课程的3至4倍，而且课程类型、学科种类比南开更齐全，反映了学科前沿水平。

 

 

南开的教师与北大、清华的教师合作切磋，取长补短，在新的条件下发扬了南开治学严谨、讲课认真的教学传统，受到学生欢迎，如刘晋年的“积分论”、蒋硕民的“高等数学”，“都非常叫座”；皮名举、蔡维藩讲西洋通史，“每课学生挤满一个大教室”；杨石先开设“高等有机化学”，“突出地显示出他精湛的学识和高超的讲课才能”。孟广喆以严师出名，教学效果又好，一些学生怕他甚至“恨”他，而多年后，这种情结却演化成了追怀师恩的历史思绪。

 

抗战大后方的昆明，生活十分艰难。生活在“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困境中的教师，仍然守护教育者的尊严，一身正气，为人师表，为西南联大涌现出大批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奉献了最好的年华。从结茅立舍的联大走出的毕业生有2522人（其中南开学籍195人）。他们中间诞生了诸如杨振宁、李政道、黄昆、刘东生、叶笃正、邓稼先、朱光亚等众多精英。

 

南开师生都有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和责任感。在昆明，学术研究的条件出奇的困难，因无力购置像样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不得不多方采用代替品；没有纸张，只好把旧日历、废讲义翻转背面再用；没有家具，就把废弹药箱摞起来替代书桌。即使如此，教师们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和实验，他们不仅写下一摞摞各色卡片，一册册填满边白、粘有小条的讲稿，还尽可能地发表学术成果。如姜立夫著有《圆素和球素几何的矩阵理论》，柳无忌、曹鸿昭出版了合译的《英国文学史》，林同济与雷海宗共同创办《战国策》刊物，合著《文化形态史观》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开人在联大期间不忘回报当地的社会和民众。黄钰生创办、主持的联大师范学院主要是为云南等边疆地区培养中等教育师资。南开还创建边疆人文研究室，这是为云南修筑石佛铁路开展沿线社会、经济地理及民族调查而建立的研究机构。研究室人员深入人迹罕至的云南边远地区，走进哈尼、彝、苗、傣、纳苏等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克服高寒、瘴疠、语言等不利条件和土匪随时骚扰的威胁，艰难地从事调查工作，写出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有力地支援了云南经济开发工作。该室同仁还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伴着油灯手刻钢板，推墨辊，油印了学术刊物《边疆人文》，成为当时云南学术园地中一朵奇葩。

 

南开在做好联大工作的同时，还尽可能地抽出人手为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服务，王赣愚、陈筼谷等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到云南大学长期授课，其中陈筼谷终身留任该校。三校复员北归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继续留昆明办学，南开的查良钊被借调担任院长，南开的蔡维藩等教授也被要求继续在昆明留任，承担为云南省培养师资的任务。

 

《科学时报》 (2009-7-21 B3 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