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物种起源》发表后，围绕着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议包含着科学与非科学的两个层面。

 

 

从科学上说，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gemmule）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持这种观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木村资生是一位较早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古生物领域中“间断平衡说”就是针对渐进的观点提出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比如随机漂变和自然选择两种方式并不矛盾，它们因环境和群体大小等条件的变化，交替起着主导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其实，《物种起源》所引起的争斗在世俗层面上，比科学层面有着更多戏剧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早在《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1860年），达尔文的忠实捍卫者、年轻的解剖学家赫胥黎（Huxley）就曾在英国科学促进学会在牛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与牛津主教进行了一场举世闻名的舌战。在回答大主教提出的：“到底你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是猿猴的后代呢？”的问题时，赫胥黎坚定的科学态度和信心，彻底挫败了主教的威风，为达尔文赢得了胜利。

 

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我由衷地钦佩你的勇气，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

 

《物种起源》发表150年来，种种非科学的因素一直伴随其间。1926年，美国曾有一名中学教师因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理论，而被告上法庭。甚至到了1980年，在竞争世俗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美国总统时，两位候选人都急于公开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创始故事。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在宗教上比较保守的州还禁止在中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种现实都提示我们，尽管达尔文当时苦苦思索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在基因学这门新科学中找到了答案，而进化论却没有像他早期的支持者们所坚信的那样，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这种与世俗观念的争斗、无休止的争斗，长期以来也让生物学家们苦恼不堪。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在生物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不改变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致函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中写道：“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由于各学科的一系列发现，这一理论已被科学家普遍接受”。

 

尽管教廷对达尔文的接受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却都竭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于达尔文同时代的斯宾塞，他以“适者生存”为口号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由此，达尔文理论迅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滥用”。几乎就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一些学者甚至以达尔文理论为依据，批评现代社会庇护“不适应环境”的成员，使他们免受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法则甚至曾经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它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力的剥削提供了理由，这种解释被赫胥黎批驳为“野蛮行径”。这种种对达尔文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使达尔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蒙受了“不白冤屈”。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批评达尔文“宣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然而，达尔文自己却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与努力维护《物种起源》的科学价值一样，赫胥黎一直努力维护着达尔文主义的合理适用范围，奋力抵制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支持者的狂热。然而，赫胥黎却没能再为达尔文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甚至他自己的孙子，也倒向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道德观。

 

于是100多年来，从纳粹思想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流行文化，类似的曲解和误用从未停止过。

 

《科学时报》 (2009-5-27 A3 每周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