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名列第九等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朝。元代一度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儒生，也就是知识分子，排在娼妓和乞丐之间。知识分子以第九自居自嘲或因排在第九遭人讥刺，就来源于此。抗战期间，知识分子薪水不够养家糊口，士兵被贬称“丘八”，大学生则称为“丘九”。1942年，浙大教授张荫麟英年早逝，其师陈寅恪教授的悼诗中有“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之句，感叹知识分子生活艰困，跟乞丐差不多。

 

“老九”的称呼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这两个字前面加上“臭”字，则始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多出生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或旧式教育，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阶级属性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政策。但在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重视政治轻视业务的政策更使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学非所用，甚至不敢开展科研工作。

 

1956年年初，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为此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鉴于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次会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一正确的观点，并没有坚持多久。同年9月中共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就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次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之中知识分子占多数。

 

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工厂劳动成为定例，相当多学有专长的科学家靠边站了。直到1961年以后才开始逐步调整。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会议期间，周总理强调12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申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报告的看法。随后陈毅副总理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您们行‘脱帽礼’。”这一番讲话，感动得在场的科学家热泪盈眶。然而由于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刚刚脱下的“资产阶级”帽子不久又重新戴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

 

 

“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大革文化命。知识分子成为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据调查，1968年中国科学院京区170位正副高知识分子中，有131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达1909户，229人被迫害致死。复旦大学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北大以各种名义被隔离的前后多达1000余人，清华大学遭受立案审查的多达1000多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360名职工，被打成“特务”的竟然有142人。

 

对知识分子的羞辱也是登峰造极的，知识几乎成了罪恶，知识分子几乎就是罪犯，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

 

 

“文革”结束后，在20世纪实现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风气逐步得到扭转。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几天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提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提出：“对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和群众，要给予表扬，戴大红花，他们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开始就宣告：“‘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讲话中，他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论，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并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新标准。他说：“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如沐春风。原七机部508所所长王希季说：“粉粹‘四人帮’，使知识分子政治上获得第二次解放，但是精神枷锁还不少。听了邓副主席讲话，感到思想上也得到了解放……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扫除了一大思想障碍。”动物学家陈世骧曾参加了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他激动地说：“今天……我们科学界的春天又回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科学大会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迅速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专业技术职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科研条件。知识分子彻底脱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我国科技事业在科学的春天迈开了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