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短临预测卡片上的预测内容，必须按照上图中规定的等级标准填写）
汶川地震后，不少地震研究者声言在震前作出过预报，专业学术期刊上关于地震预测研究的论文也被网民搜罗出来当做预报意见在网络上公布，一度在网络上掀起舆论风暴。
然而，来自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公开的官方表述则是，这次地震前，中国地震局没收到任何单位、个人或团体提交的有关这次地震的短临预报意见。
显然这样的官方表述并不足以平息网络上的种种争议。在这字斟句酌的表述背后，人们对地震短临预报制度的运行细节依然知之甚少。
地震预报在专业上被划分为长、中、短、临4类，当然人们最关心的是短临预报，因为它直接关系着万千性命的安危（见表）。
每周三，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地震预报机构上报的预测意见，第二天，台网中心预报部按例召开会商会，把一周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预测意见进行汇总、会商和评审，其中也包括这一周里不少“非官方”地震学者提交的预测意见。在汶川地震后，紧迫的震情使会商周期改为每天一次，直到9月23日恢复如常。
所有的预测意见均按照统一的格式填写在一张地震短临预测卡片上。最多的时候，一周内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可以收到20多张卡。
在地震短临预测卡片上，一幅表格引人注目。预测内容须严格按照表中时、空、强三要素要求进行填写，并提供所作预测的依据和方法。卡片一式两份，分别寄交预测者所在省（区、市）地震预报部门和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预报部。也就是说，所有正式的预测意见最终都以此形式进入专家评审通道。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所有的预测者都严格按要求填报卡片。记者在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看到，有的预测卡仅仅填写时间和震级两个要素，“这是在报全球（有地震），没有明确的地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说。还有一些预测卡在填写依据一栏中仅仅写上一个方法的名称，而各省地震预报部门提交的卡片一般要求依据充分，记者看到一份甘肃省地震分析预报中心提交的预测卡附上的依据足足写了8页纸，内容不亚于一份专业论文。
每周四是评审的日子。按照程序，此前卡片已经专人签收，填写收卡时间和初审意见。之后本周所有签收的卡片上会，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的会商室内通过专家评审。“会上有一个环节，正式报上来的预测卡都有哪些、依据是什么，都会有人讲，然后综合各方面情况进行讨论。”刘杰说。
事实上，绝大多数短临预测卡片都止步于评审这一关，保留其专家个人研究行为的性质，未能进一步上升为政府正式发布的短临预报决策。它们的最终归宿是被放入档案中存起来。
现实的尴尬
然而，在填报短临预测卡这一看似十分平常的过程中，却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衍生出无数绘声绘色的故事。
许多故事如果放在现行制度框架里经不起仔细琢磨。首先在概念上极容易造成的一个误解是，许多人错把预测意见与预报意见混为一谈，这一点在网络舆论环境中通常未加区分。按照国务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只有被政府采纳并发布的地震预测意见才能称之为地震预报，余者只是地震学者们的研究行为。而预测意见本身还进一步分为长、中、短、临4种类别。
其次在程序上，没有向国家级和省级地震预报管理部门正式寄交的预测意见，而在网络上发布声言在某次地震前作出过预报的人，尤其需要仔细求证其说法的可靠性。从逻辑上说，一般人在地震之后很容易就可以炮制出这样的“预报故事”来。
还有一个故事性很强、争议也最多的环节就在于目前尚不能公开查询的“地震短临预测卡”。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退休研究员耿庆国称，他早在4月底就预测今年5月至明年4月，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至7级地震。他的预测意见曾送给国家地震局，但却无人重视。此言一出，汶川地震是否被瞒报一时间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耿庆国的短临预测卡在汶川地震后曾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整理成“系统的文件”，提交有关部门调阅。“仔细看就知道他的意见只是一个时间和空间尺度都较大的宏观预报，不是明确的短临预测意见。实际上还有许多预测卡都是类似的内容，这样的预测意见并非一无是处，但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至少谁也没有报到龙门山吧？”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地震局专家表示，地震界主流意见在近几年一直把青川藏交界视为很强的危险区。
针对地震预报部门存在瞒报或者压制预报的说法，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有关专家断然予以否认，基于对现有地震预报水平的认识，这位专家表示并不介意业余预报意见“到处捅”，地震实况公布出来，老百姓自然就有判断了。“作为学者，更为严谨的做法应该是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自己的预测研究意见，经过同行评议发表的学术论文，其科学依据更易为人接受。”
然而，的确也存在个别预测比较成功的卡片。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任振球就曾对1997年发生的新疆伽师地震作了较好的预测。一般情况下，对这种预测较好的研究者中国地震局会出面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预测卡片制度在地震系统内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业务交流形式。“报了卡片和随口说要来个地震的区别很大，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刘杰说。
但记者同时了解到，虽然中国地震局的保密规定并未将预测卡纳入其中，但其实际的状态是“内部是有登记的，只在业务层面上使用”，“对外至少现在还没有开放，无法查询”。因此，即便有关部门出面澄清，但信息不透明使公众在这类“预报故事”面前往往失去分辨力。
然而，由短临预测卡引发的争议并不仅仅限于“报了”还是“没报”，是否可以公开，更大的危机在于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在业内受到质疑。
在管理部门看来，短临预测卡片是一种便于集中智慧的制度设计，在业务交流方面作用十分重要。据有关专家透露，虽然短临预测卡的成功率仅有2%左右。但那些没有达到要求的预测卡也并非一无是处，一些比较有依据的预测卡，不论是时间或者地点，或多或少在台网中心最终提交的预测结论中有所体现。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基层地震监测预报人员对这一制度却颇多微词。
《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上明确指出，地震短期预报，是指对3个月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临震预报，是指对10日内将要发生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的预报。据此，上述短临预测卡片的填报要求似乎过于严厉。
“关于短临预测卡，总体说来，不少业内专家、尤其是基层预测人员，多数是持不赞成态度！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不切合我们当前地震预报的实际水平了。”一位在基层从事监测预报30多年的地震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这位专家看来，地震预报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把短临预报卡当做成熟的科学来看待，这是最大的不合理。“这个卡唯一的好处就是便于管理，管理上简单、省事不少，但对于实际搞预报工作的人就太难了。”
“既然地震预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问题，怎么能够凭借一张卡片就囊括平时对诸多震兆、前兆，甚至还包括可能出现的宏观异常现象以及诸多图件的分析、思考、推理和判断过程呢？”
上述专家指出，由于是否在震前作出预测的主要依据是以填卡为准，即使监测预报人员在震前向地震预报分析部门提供了专题分析研究报告、异常落实报告，也许还是抵不上一张勉为其难填写的卡片。
在一些地震专家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短临预测卡，让一部分坚持科学规律的人望而却步，会扼杀对地震监测预报的自由探索。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另外一些人仅仅根据个别似是而非的依据天天在报地震，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同样会造成混乱。“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区分责任的制度设计”，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地震专家说，预报卡制度是用来“卡”预报的，而非是用来报地震的。
报与不报的决策挣扎
对短临预测填报的要求越严格，管理部门作出预报决策的风险就越小，但是相应的社会成本却越高。地震短临预测卡制度的建立，无疑是基于地震主管部门对于地震预测研究水平的判断，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因此即便满足了十分苛刻的填报要求，有了较好的短临预测意见，最终能够转化成为政府预报决策意见的少之又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地震预测意见评审与决策部门看来，地震短临预报根本没有过关，多数预测意见的依据不充分。
于是，一旦有个别预测意见未被采信，但又为之后发生的地震所应验，并且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决策部门被指“瞒报”的压力陡然增加。这类满足了苛刻要求的短临预测的“成功”，在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公众对于地震预报不切实际的期待，反过来对地震预报部门形成更大的压力。
实际上，现阶段地震预报的发布有一套复杂的决策机制。国家和省级地震预报部门每年都会上报政府很多“内部震情反映”，“地震多发省份每年10次也是有的”，刘杰称，这些预报意见“基本上是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不过与明确的短临预报意见不同，这些“内部震情反映”一般情况下对“三要素”说得不明确。对一些比较明确、事态严重的预测意见，各省就会通知当地有关部门，采取一定的预警措施。
“地震总会死人，没有作出短临预报，或者作出了预报但未通知到老百姓，都是要怪的。”刘杰坦承地震预报部门的压力，在他看来，现阶段地震短临预报还达不到时间、地点和震级都能准确的水平。因此，尽管每年都有预报意见提交政府，但像海城地震时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很少。大多数预报意见最终都在政府行政系列内消化了。这种矛盾现阶段无法避免，但综合比较起来这样的代价是较小的。
事实上，近年来不乏虚报地震的例子。汶川地震之后的5月19日晚间，四川省地震局发出公告称，汶川余震活动水平为6~7级左右，5月19日至20日汶川8.0级地震区附近余震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一度在成都市民中造成不小的恐慌，许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而2002年，地震部门判断四川西昌附近可能发生地震，在政府系统部署预警行动的动员会后消息走露，造成巨大恐慌，这个30万人口的城市有近10万人纷纷逃离，地震没来却造成了数亿元经济损失。
在现有科学水平与社会代价的双重压力下，地震预报部门报与不报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预报，但地震来了，有漏报的压力；预报了，地震没来，则有虚报之责；预报了，地震也来了，但只在政府系统采取措施，老百姓依然不知情，瞒报之责更是有苦难言。因而，地震预报部门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
现有的预报水平以及公众对地震信息的过度反应，让地震预报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是强烈的社会需求，一方面地震预报又没过关，夹在中间的地震部门苦于“解套”无方。
对此，刘杰建议把已经发生的地震信息解禁，公开。“既然有老百姓生活在地震带上，又搬不走，那就应该告诉他们这些地震信息。”他认为，现阶段老百姓对地震依然有一种神秘感，地震预报只能在政府系统中做。但信息公开后，慢慢的老百姓的地震知识多了，能够接受不精确的地震预报带来的风险，并采取恰当的行为，这种矛盾有望得到化解。
刘杰以北川为例对这一建议作了形象说明。“你就告诉老百姓，北川历史上的地震活动背景，不同震级的地震破坏程度如何，近期乃至当前地震活动的趋势如何，老百姓事先有了地震的概念，有了这些对地震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很重要，在公众有实际心理预期的情况下，预报决策部门的压力自然就小了，就可以发布并不十分准确的预报。”
除了增加震情信息的开放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还建议给地震科学研究以充分的学术自由，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同时还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3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
《科学时报》 (2008-12-3 A6 汶川地震科学反思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