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凭吊老友冯国楣

冯国楣是我1942年相识的老友，交谊早已过了60年。抗战初期，他随秦仁昌、陈封怀两位老前辈，从庐山逃难来到昆明，那时我只去过陈封怀一家所住的黑龙潭黑水祠“唐梅”旁边的小院楼上，因为他们夫妇都是清华人，陈且是早期吴韫珍老师的助手。秦仁昌先生全家和老冯单人只路过昆明，就都直接赶赴丽江，临时设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陈氏夫妇不久也去了爱丁堡进修，俞德浚、蔡希陶、王启无在黑龙潭坚持工作，并在胡先骕前辈的遥控指挥下，创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胡先生本人也在1938年从海上道路来过昆明一次，但我未能见到。

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没有经费支持野外考察工作，幸遇1942年大理修志，邀请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们参加，我这才得以和当年刚从联大毕业、留在云南大学生物系做助教的湖南人刘德仪君一起重到大理。不但三登中和峰顶，见洗马塘，还登上苍山最高峰——兰峰，俯瞰那3个比洗马塘小一些的冰川湖，这些都是第四纪冰期形成的，高山植物也更多。编志之行交待后，见有余时和余钱，也就建了最便宜的随马帮进退的鹤庆、丽江、剑川、邓川的环形络。在丽江除拜访了秦仁昌先生夫妇，做他家的客人之外，还得秦老引见，见了时尚留居丽江的Juseph Rock和另几位传教士，而老冯则引我们二人去雪松村见到了G. Forrest采集家，农民赵致光等赵氏兄弟、叔侄，也是他引我们看了他从山上移栽到坝子里的高山花卉。更为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的是时逢八月中秋，纳西族放孔明灯和在四方街的盛况。我们还喝了鹤庆酒，吃了丽江粑粑。

由此和老冯渐渐相熟，在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下了“峨眉山”，准备摘取胜利果实的关头，西南联大已准备解散，并复员北平之际，他已从丽江搬回昆明，就全家留在昆明，不再去庐山。到解放前夕，庐山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就只剩陈封怀先生一家和王秋圃先生了，王君是和老冯一起做植物园实际工作的伙伴，此时大致初步成形了庐山植物园。

从中国植物园的发展史看，最初是钟观光先生在浙江大学生物系附设的植物园，其规模和内容已不可考，总在上世纪20年代。其后有吴韫珍老师在清华大学生物馆后建的向西院大道边的小型分类植物园，按Hutchinson系统分类布置，只种灌木和花草。1933~1936年间，已经初步用于教学，但只收集华北的观赏植物，多年生的概作移栽，由涿唐县西灵山的杨朝广和东陵雾灵山的于某提供种苗。但抗战八年中，日寇在生物馆养马，复员后，吴师已埋骨昆明，几年中我忙于学运，也只勉强维持，解放和院系调整后，清华不办生物系，数十年也就荡然无存。以上两个小园都直属大学附立，限于经费和人力。庐山植物园创建于1936年，由于有美庚子赔款的支持，但究竟为时更短，只有“十年树木”而成的入门处夹道的“佛顶青”（即峨眉冷杉，Abies faberi）今已参天，但其余在陈、冯、王手下开辟草莱的各项举措，今也很难寻踪了。

总之，植物园这一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为公众服务的事业，在旧社会何能发展？故而由老蔡和老冯合力所创的“昆明植物园”，从1950年的茶花园开始，和俞老在北京约略同时创办的北京植物园，实亦在先驱行列。尽管陈老从英国归来后，于抗战后期在黑龙潭内建造了一个小岩石园，但也在复员后不久就荡然无存了。其中长期坚持造园工作的实干家乃属冯、王二位，王已早逝，后从庐山调去武汉，又和陈老创建了武汉磨山植物园。华南植物园则由陈焕镛前辈发起，也在1951年后正式创建。南京中山植物园虽在总理陵园，在孙中山殡葬前各国赠送树木定植的基础上，理应率先成林，但反动政府也从未出力支持，其定形和成形实也在解放初期由裴鉴接管以后，其主要科技人员盛成桂先生时已流落上海。

老冯是宜兴农家出身，为人诚朴、直率，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说一句废话，埋头苦干，也从不计名利。50年和他相处，知他办事总是以身作则，从不张扬、任劳任怨，故而他和同事、园工相处很好。他是一个实干家，只举一个小事便可表明。在西南联大即将复员时，他来到联大破烂不堪的标本室内，逐洋油箱提取副号标本约5000号，他一丝不苟地帮我登记编号（用R. N.，即registed number的缩写），将联大师生在野外实习中所采的没有野外记录的总之是在昆明附近的标本一一登记。从中抽出一份给黑龙潭农林所，最全的一份仍归清华运走，院系调整后，是否还在北大生命科学院生物系，近况未知。这些标本，除有标签者外，全部由他手写方形标签，如今还保存在昆明植物所标本馆内。我和老冯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故而对他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研究态度深有所知。

从此暌违近5年，在1950年初，他替老蔡“间关万里”，历时8天，继当时昆明植物所军代表魏瑛之后不久来到新成立的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我当时已任副所长，先后接待了他们两位，这才知道昆明植物所的近况，在接管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单位，和他们即将开展野生嫁接藤和引种金鸡树的计划。我们再度聚首不久，老蔡来到北京，提出收买蒜村村后土地，在土改中聚积茶花品种，建立植物园的大计。大约这几件事，他和老蔡合作无间，开展迅速，这才在1957年被云南省评为先进工作者。那时我还没有举家迁滇，但我去昆明经组织上批准，是暗暗向他们的先进思想学习和改造自己的。总之，他从一解放就紧跟党的举措，尽心尽力，工作不停，总与党和群众的步调保持一致。

1958到1959年，我们二人都各已成婚，生下儿女，我家迁滇，就住在他家的楼上，几乎朝夕相见。可惜不久，他的夫人就得了病，晚在蔡夫人向仲逝世以后，也就逝世。他从未再娶，只是孤身抚养儿女成人，自己却往往在茶花品种保存的小平房，终日以茶花为伴。他交游既不广，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按照园艺学界陈俊瑜等设计的蓝图，率领植物园的全体同志，在解放后新收来的原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搬走许多野坟的所后荒山，逐渐形成松柏园、树木园、百草园、扶荔宫，最后还有水生区等区，逐步亲自动手建起园来，多年辛苦不寻常，终于建成今日面貌的整个园子，如今已“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了。

我一向认为“植物引种，栽培驯化”这一大事业，是植物学综合各有关学科知识，最终“要从地上建设天堂”的极高境界，是人与自然斗争的最终体现。一己想在息影林泉之后，亲自补这一课。不料才68岁，就跌断了左股股骨颈，从此就拄上了拐杖，失去了下地劳动的可能，到了73岁又得了一次几乎死掉的急性胰腺炎，80岁后，又断续生了两次老年支气管炎转急性感冒，而眼、耳也就此不灵，从此也就打消了这个志气，服老了。于是闭门读书，著书立说，深居简出，以笔代耕。

就在我为老冯主持80岁所宴后不久，就听说他得了盲肠炎，住院动手术，当时他已搬进城里的新迎小区，不再独居生活。因他多年从事野外和建园工作，身体一向强健，也就不以为意。数年前又闻他得了老年痴呆症，这是我见过的徐炳旭、林镕、马溶等年老和临终前的老年人常见和多发的不治之病，但是为时已晚，深悔恨未把因多病而总结出来的“自著养生论”向他本人或儿女及时交流。更为遗憾的事是在他退休前后，我没有敦促他、协助他，把他的近70年的造园的从种源采集直到引种、栽培、遗传育种的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成文，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