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有不少学者、作家对用小说反映科学的问题作过种种探索。这方面，鲁迅就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1903年10月，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的凡尔纳作品《月界旅行》，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凡尔纳作品，是由鲁迅从日本译本转译的，也是鲁迅出版的第一本书。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目的，他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唯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折理谭玄，亦能侵淫脑筋，不生厌倦。”并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在我国近代，也许这有可能是较早专门注意用小说传播科学知识的了，也可能是比较早开始把“科学小说”这4个汉字联系在一起的。

 

周建人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一文中说：“一九二五年，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感叹，‘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周建人的这篇文章里，有不少关于鲁迅重视用小说传播科学知识的论述。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创作《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主张搞文学的人也应该看些科学的书，他说：“专看文学的书，也不好。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给颜黎民的信》，1935年4月15日）

 

倘若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鲁迅的经历、创作和对文学青年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发现，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所提到的“科学小说”这4个字，其当时的本意是在极力提倡“假小说之能力”能传播科学知识的小说。如果有人硬把这说成是在专门指今天所说的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证据不足，其理由是：

 

一、“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唯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折理谭玄，亦能侵淫脑筋，不生厌倦。”这段文字的本身，已明确说明鲁迅当时的目的是提倡借小说这类生动活泼、易为人民群众感兴趣的文艺形式来宣传、传播科学知识，“假小说之能力”并没有说是在专指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幻想小说。何况今天很多科幻作家都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并不承担科普的任务。

 

二、从鲁迅的小说和他的整个文学创作活动来看，他一贯提倡的是宣传科学，而非“科学幻想”；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在鲁迅的作品中找到“科学幻想小说”这几个字和他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只是在鲁迅的小说中发现了不少的科学元素在为他的创作、作品主题和人物塑造等服务，这也可以说是他在用小说对科学进行的一些反映。

 

三、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的语言习惯、人们在认知上的差异、翻译等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当时把科学幻想小说译为科学小说，或把科学幻想小说与科学小说混称，对于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现在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人对汉语中“科学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这几个字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但从来就没有约定俗成为什么“科学小说”就是“科学幻想小说”。

 

在这一时期，像鲁迅一样，冰心、夏衍等等也十分重视文学和小说反映科学的问题。夏衍写于1942年夏的五幕剧《法西斯细菌》、冰心的《去国》、魏建功的《傻子们》、朴园《两孝子》等等，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小说”、科学广播剧、科学电影等的研究也很有价值。著名科普作家顾均正，1939年在《〈在北极底下〉序》中曾经说：“科学小说之有专门杂志……我在七八年前就加以注意，当时总觉得其中空想成分太多，科学的成分太少……结果我们只能把它当《西厢记》、《封神榜》看，称之为科学小说，实在是名不符实的。这样一想，我对于科学小说的热望就冷了下来。”可见当时把科学幻想小说译为“科学小说”或彼此混称，对当时学者、作家们所带来的困惑。“……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他还针对一些小说的空想成分写道：“写好这篇序文，觉得科学小说这园地，实在有开垦的可能与必要，只是其中荆棘遍地，工作十分艰巨。尤其是科学小说中的那种空想成分怎样不被误解，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爱好科学的同志大家来努力！”这本被有些人认为是我国现已查到最早的一本科学幻想小说集，作者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小说的形式，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为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在北极底下〉序》，也可看作是顾均正在那个时代对我们今天所探索的这种科学小说的一个呐喊！他还很认真地说：“《在北极底下》是一篇涉及磁性理论的故事，这篇故事的主要结构虽然已为现代科学所否认，却仍有其历史的价值。因为在南北极探险未成功以前，科学家确曾有这样的假说。故事中对于想象的地方，已都加有注释，当不致误会，所以在这里不一 一指明了。”这不仅说明顾均正先生对待科学的严肃态度，也说明了不将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区分开来的问题之所在。

 

在中国近代，钱学森、高士其、董纯才、温济泽、秦牧等等一大批文学家、科学家、科学家兼文学家的作家，对用小说反映科学的问题也都很重视。董纯才在1948年出版的《凤蝶外传》序中说：“艺术形式传布科学知识，这应该是写通俗科学读物的指针。凡是以艺术形式写科学知识的著作，那是没有不受广大群众欢迎的。”

 

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历史时期，虽然同样还没有出现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完整的科学小说，但很多重视和反映科学的小说和文学作品，都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今天学习、研究、借鉴的宝贵资料，像陈其通的话剧《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周而复的《尔曼·白求恩断片》，还有草明的《原动力》，写解放后东北一个水力发电厂工人团结奋战、克服困难、修复机组发出电力的故事等等。

 

我们不是要对本文所提到的这些作品去作什么重新评价，而是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到科学小说在中国所走过的一段历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中国近代的学者、作家一直十分重视用小说反映科学的问题；二、一些近代作家在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科学为我们留下的作品，是他们在这方面进行实践和探索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研究科学小说作了很好的实践准备；三、新的时代，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而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冲破已有的模式和框框，开始出现所谓的文科和理科之间的交叉与结合，这也是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必然，科学小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