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团成果辉煌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加之祖国的大西北资源丰富，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1927年6月，考察团在内蒙古百灵庙一带考察。为扩大考察范围，全团分3路向西挺进。北分队7月1日出发，次日到达内蒙古茂名安旗富神山。北大地质系助教丁道衡是北分队唯一的中国团员，他见当地尽为花岗岩之露头，唯北部蜿蜒的白云鄂博山山体特殊，7月3日便黎明即起，当大家还在帐篷内休息时，丁道衡负袋踽踽独行在山麓。他见铁矿矿砂沿沟散布，愈近愈富，仰视山巅，巍然崎立，露出黑斑灿然，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南坡半壁皆为矿区。年轻人兴奋异常，当即采集各处矿石标本，装入地质袋，回去写信给中方团长徐炳昶，说明此矿成分高、产量大、质体纯、现露于外，极易开采。徐团长即从南队抽调地图学家詹蕃勋，前去协助丁道衡，测制了二万分之一的白云鄂博矿区地质草图。

 

对白云鄂博矿石作分析后发现，该矿含有丰富的氟碳铈矿和铈磷灰石稀土矿，是自然界稀缺而有特殊用途的珍贵金属矿产资源。

 

大铁矿的发现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打响的第一下重炮，当时预言白云鄂博将成为“北方的汉冶萍”。一个月之后，袁复礼又在离丁道衡发现的主矿体以西十余里处的噶托克呼都克发现铁矿苗。1951年袁复礼为踏勘者骑马带路复查，把噶托克呼都克称为白云鄂博西矿，踏勘过程中又发现了主矿以东双尖山铁矿苗，把该处定为白云鄂博东矿。

 

丁道衡曾发表《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最后提出宏伟设想：“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其重要性不仅在经济方面。”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丁道衡发现的主矿区为中心，包括东、西两矿区，在包头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包头钢铁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1987年，为纪念白云鄂博铁矿发现60周年，在包钢办公大楼前建立了丁道衡的全身塑像。

 

1927年9月，丁道衡在袁复礼的指导下，在内蒙古三德庙以北噶拉托罗盖白垩纪红砂岩中挖得3具小恐龙化石，为原禽龙和丁氏鹦鹉嘴龙。10月下旬，丁道衡所在的北分队到达葱都尔与大队会合，此后一直西行到达新疆。

 

进入新疆以后，丁道衡等选择了横穿天山的路线，经吐鲁番、托克逊、焉耆，进入天山，南行穿过大阪，抵达库车，又经裕尔都斯城，过海拔3470多米的冰山抵阿克苏，又经柯平、喀什到塔喀什库尔干的蒲犁。在帕米尔之西的百里之地，全境皆山，岩坂起伏，崎岖难行。丁道衡一路调查、研究、勘察，采得石炭纪化石两箱，在阿克苏，喀什，掘出第三纪地层岩石内的鲨鱼属化石；在蒲犁周围，发现上窝铺的油苗及苏达木的5个油苗；发现并详细记录了新疆20多处煤炭产地和7个铁矿产地。

 

丁道衡穿越在戈壁山岭，测绘地质图百余张，采集地质材料35箱、风俗物品3箱。1930年秋回京后，又根据自己在新疆的实地考察并参考相关资料，写出《新疆矿产志略》，论述了新疆省内石油、煤、铁、铜、金、银、铅、锡、玉石等矿产资源，随文发表亲手绘制的六百万分之一的新疆矿产分布图，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新疆地质矿产资源的论著。

 

考古方面，考察团到包头的第二天就在野外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1927年6月初，黄文弼发现元代遗物王傅德风堂碑；10月，黄文弼又在额济纳一土堡中发现数枚居延汉简，这是最初发现的居延汉简，黄预言“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后因大队开拔而离去，两年后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掘出居延汉简1万多枚。

 

黄文弼是我国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他对吐鲁番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和罗布泊地区的古代遗址作了细致的调查。他考证了古高昌国的茔域和纪年，对吐鲁番附近南北朝至唐朝的高昌国的历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在雅尔湖附近发现古墓群，掘得墓表130多方、陶器800多件；他自鲁克沁穿越库鲁克山，南行抵孔雀河，在罗布泊北岸孔雀河入湖三角洲发现西汉峰燧台遗址，定名土垠，发掘得木简约百枚，又得很多石器、玉器、五铢钱等，认定为汉代居仓故址，这是继楼兰古城之后罗布泊地区的又一重大发现，出土的木简是汉通西域后最早文字简牍。他直穿被称为“死亡之海”的世界第二大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又几乎绕塔里木盆地一周，对龟兹、于阗、焉耆等古城、古地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以及大夏氏、大月氏等的故地和迁徙作了考证。他的考察采集古物80多箱，研究成果汇集在《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中，他的考察经历则记载在《蒙新考察日记》中。

 

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是黄文弼的第一次蒙新考察，历时3年又4个月（1927年5月至1930年9月），以后黄又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去新疆考察，每次考察时间都持续一年以上。

 

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袁复礼也采集到不少古物标本，可惜一部分标本（共17箱）在抗日战争期间南运途中下落不明，存放在北京的部分后来由袁复礼主持整理造册，移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存。另外，考察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黄文弼的基础上率领我国采集员靳士贵，从1929年10月底到1931年6月，采集到居延汉简1万多枚。按协议规定，考古物品完全归中方保存，所以，这1万多枚汉简留在中国。后期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他是1929年10月底到新疆的）也作了大量考古调查，获得大量遗物。他是考察团中唯一进入楼兰的中国团员，去了3次，去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外国团员都多。

 

因为汉莎航空公司的需要，德国人气象主任郝德博士领导下所作的气象观测是这次考察的重点项目。考察团先后在葱都尔、迪化（今乌鲁木齐）、库车、若羌设长期气象台，在包头、湖加图沟、青海的铁木里克及新疆的吐鲁番、和阗、沙车、且末作短期的气象观测，又在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中设高山气象站。气象生李宪之、刘衍淮等兢兢业业，每天按时观测，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取得了珍贵的气象资料。任务完成后，李、刘二人由郝德推荐，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4年后两人都获得博士学位。李宪之深入研究在新疆、青海考察时的气象资料，发表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刘衍淮是我国空军气象的创始人、台湾省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李宪之于1928年10月24日至26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铁木里克作气象观测时遇到寒潮降临，风力之大出人意料，来自北极的冷空气经过阿尔泰山、天山、阿尔匕金山等崇山峻岭的阻挡，到达铁木里克时还能如此强烈，以至将帐篷和蒙古包全部摧毁，风速仪器也被超过测量限程的大风吹坏。这次经历给李宪之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他一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决心研究寒潮规律，而铁木里克的这3天资料已被郝德利用，于1930年发表了文章。所幸柏林大学有完整的世界各地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提供条件。李宪之便在亲自观测到的气象记录和实况的基础上，参照印度、东南亚各国、西太平洋和大洋洲的气象资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寒流的主要发源地、南下路径和展布范围。他发现来自北极地区的强冷空气可以越过赤道，侵入到印尼的雅加达，直至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造成强烈的降水。他研究的寒潮比郝德研究的范围更广，研究的内容更深刻、更全面，并且大胆地突破了“赤道无风带”这一传统的地理气候观念。1934年李宪之以《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论文获博士学位。他进一步研究，发现南半球极地爆发的强冷空气也可以跨越赤道，在北半球西太平洋上形成台风，这个论断揭示了夏季侵袭东亚各国的台风的形成机理。他又从现象入手，推断出台风的空间结构。1936年发表论文《台风的研究》。

 

李宪之关于寒潮和台风的论文，在世界气象史上是划时代的。1940年德国气象学家把李宪之提出的台风眼空间结构称之为“李氏台风眼结构模式”；同年，日本气象学家以实测资料证明李宪之理论的正确；自1941年到1948年，有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苏联5个国家的气象学家把李宪之的理论写入大学的气象学教科书中。李宪之为中国的气象事业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30多年后，他的理论又被卫星云图所证实。这都是在西北科学考察中打下的基础。在考察团中默默奉献，下决心要为中国人争气，最后以学术上的超越表明爱国者的情怀和气节，这是中方团员的共同特点，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中外真正的平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