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芸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3/1 2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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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给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再擂战鼓

 

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民众被困在家中足不出户。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困守时间?

一时间,传统出版机构纷纷向公众发放“大礼包”——开放数字资源,而且是免费的!

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全面开放所有中小学教材教辅,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知识服务平台免费开放1300余种电子图书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开放了博雅讲坛App上的多种数字教材,当当网云阅读平台联合各大出版社,给全国读者免费开放电子内容……

面对这些本来定价不菲的“免费精神午餐”,读者会如何享用?免费浪潮对出版机构的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上海中版图书公司董事长刘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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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您在百道网发表文章《内容免费浪潮,出版业正在进行一场变革?》,应该是最早关注到这场疫情中内容免费现象并进行探讨的出版人。您是如何看待疫情之下出版机构的免费浪潮的?

刘佩英: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自己的数字资源,并不是新鲜事物,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一致开放,势必会影响出版业的下一步发展。

首先,这是出版业实践社会责任的应有举动。大疫当前,各行各业都在发挥自己的行业优势,就像医院送去医生、工厂送口罩、菜农提供蔬菜一样。出版机构的行业优势就在于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因此,当社会需要的时候,免费为大众提供方便易得的知识产品,是应有之举。

其次,免费浪潮,也体现了我国出版机构的大局意识和大我情怀。出版机构毕竟是市场主体,有生存压力,而版权是出版社的核心资源。企业能大规模地免费开放自己的核心资源,是了不起的高尚行为。我想提一下,这也体现了我国出版机构国有性质的优势。

最后,我认为免费的背后逻辑,其实是一种商业行为。出版机构作为市场主体,会抓住每一个商机。疫情之下的免费开放说到底,是一种自救,是一种业务低潮时的力量积聚,是对未来市场机会的开拓。在市场效益方面,一方面可以宣传自己的产品,让产品和品牌形象得到更多曝光;另一方面也能赢得更多的读者注册登录、成为会员,提高获客率。

《中国科学报》:据媒体报道,仅北京的出版机构就有百余家免费开放数字资源,而近段时间公众的关注度可能更多被疫情牵引,面对这么丰厚的“大礼包”,读者反馈如何?

刘佩英:内容免费开放的效果如何,从社会效益来讲,肯定是很好的,这对大家平稳度过疫情、提升自我、精神满足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但对于每一个开放的产品,到底有多少使用量或者说下载量;每一个开放的出版机构,到底触达了多少用户,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调查数据,不敢轻易下结论。但从我跟出版界的朋友交流中,能感觉效果应该算是凉热不均。有一些刚需内容,比如大中小学教材、抗疫防疫的科普图书,等等,下载效果就非常好。此前这些出版机构自己的官网关注人比较少,这次免费之后,注册人数翻倍,用户扩大,这算是一种很成功的营销。而其他的一些普通大众读物,非刚需的,效果就一般。

我希望,有条件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在本轮免费开放热潮中,对用户的使用规律、使用效率、使用效果做一个调查。电子书、视频音频内容、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这是大多数出版机构已经在做的工作。但是这些内容是否符合客户移动端的使用需求,还要做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现在有些内容就算免费开放,都不一定有人愿意用。如果能从这次大规模数字产品免费暴露在市场中的现象中,探索出一些数字产品使用规律,就能帮助出版机构走好下一步的数字出版之路。

《中国科学报》:这段时间不少出版社紧急组织与疫情相关的健康、生活类图书出版,并采用电子首发的形式,您如何评价?

刘佩英:在疫情暴发的时候,迅速、第一时间出版指导民众防疫抗疫的图书,是出版社的使命所在。网上自然也有相应的一些信息,但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更权威、更系统,因此,更有指导价值。采用电子首发,就是希望能破解纸质出版流程慢、传播慢的劣势,让有用的信息尽早到达读者手中。

但是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出版社一窝蜂都去做防疫知识的图书,内容大同小异,医学科技类出版社有医学出版基础,出版这些图书有优势,一些非专业出版社也为了体现存在感,而出版这些科普类读物,就有些资源浪费了。另外,从现有的出版物看,其内容深度和广度还可以再挖掘,现在的视角多为防疫科普类,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从历史、管理、法律、统计学等社会科学角度去开发一些读物呢?

《中国科学报》:这次疫情会对出版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佩英:这次疫情给我们传统出版人再次敲响了警钟,擂响了数字化转型的声声战鼓。疫情之下,书店停业、物流不通、学校不开学,纸质图书的销售一片迷茫。而手机移动端则进一步成为民心之所系的地方,攻占了民众的信息获取点。出版社已经在采取行动,纷纷“触网”,如开始重视视频荐书、视频卖书。

疫情之后,我认为一方面,出版社会更加坚定“精品出版战略”。另一方面,就是寻找新出版之路,即做更好的电子产品、数字产品,做知识服务平台,做垂直领域专业平台。

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会更加迫切。对此,我有三点预测:一是出版机构的云上办公系统会进一步完善。有些出版机构很早就有完善的线上办公系统,这次居家办公效率就会很高,基本不影响业务流程。而有些中小社就相对发育不良,线下流程仍然繁琐缓慢,居家办公后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会促进其下决心完善自己的线上办公系统种种暴露出来的问题,会促进其下决心完善自己的线上办公系统。

二是很多出版机构会建立专业团队来开发数字产品。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来做。以前有的出版机构因为数字出版的收益很小,可有可无,都是纸质编辑兼着做点工作。这次疫情会让有些出版机构下决心引进做数字出版产品专业团队,而不只是让传统图书编辑简单转型。

三是这次免费浪潮会让一些出版机构好的数字平台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文泉学堂知识库,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智汇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以往可能受关注不多,这次在疫情下就“跳出来”了。当然这与他们内功早已修炼得好有关。知识库权威、准确、系统、全面,能够帮助某一个行业或者领域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科学报》: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言论称电子书将替代纸质书,而实际上近20年了,纸质书发展态势还很好,这次疫情会影响二者的发展吗?

刘佩英:电子书和纸质书是相爱相杀的一对,因为实际上他们只是形态不同,内容大部分是没有差别的。这些年,你会发现纸质书不但市场规模在增长,而且做得更漂亮、更精致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出版数字化转型,绝对不是纸质书的电子书化。电子书只是数字出版的一种,或者说最基础的一种。就目前所论,数字出版主要是指生产、传播适合移动端阅读和视听的内容。各种繁复的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也是需要移动端的接口,否则难以称为真正的数字产品。

这些年观察下来,我认为,从本质上讲,图书出版和移动端内容出版,它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二者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市场逻辑,完全不同的营销方法,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同的用户类别,这就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完全不同的素养和技能。

说实话,要我们传统出版社转型做数字出版,挺难的。未来数字出版到底是由传统出版人来承担,还是由另外行业的人来承担,比方说互联网从业人员或者教育培训行业人员,现在还很难说。

《中国科学报》:对于传统出版机构来说,如何基于自己的内容开发数字出版呢?

刘佩英:虽然数字化转型很难,但不能说就不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要整合资源,比如说根据出版社的内容优势,把相关行业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就某一个知识领域打造独有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形式上要碎片化,在风格上要人性化,在供给上要持续化。

其次,要学会用声音和画面讲故事的能力,要学会运用场景。图书是静态的,但移动端是动态的,用户获取的习惯会大为不同。

再次,要有互联网营销的能力。市场在哪里,用户在哪里,营销就要做到哪里。因此,如果用户都在互联网上,而我们仍然热衷于在线下搞各种活动,就属于是自娱自乐了。

当然,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传统出版机构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敏锐关注外界和行业的变化,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面临困难和转型的时候,说看不见,我什么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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