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阳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0/12/24 21: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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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院士夫妇“撒狗粮”!告诉你如何科研爱情双丰收

(董欣年&王小凡)

2012年,董欣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2017年,王小凡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们在武汉大学相识相恋,结婚37年,目前同在美国杜克大学任教。

他们每天一起上班,一起吃饭,闲下来一起逛逛公园,“总有说不完的话”。

科研工作是典型的时间杀手(time killer),优秀的科学家都是时间管理大师。但当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大科学家,还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经营感情,样样不落,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说,夫妻俩内外分工太明确反而不好。一起上班,一起做家务,就有了更多时间待在一起,有了更多可以交流的东西。

他们还说,现代人的忙碌有时是不必要的饱和,敢于推掉一些事情,也就给家庭生活留下了空间。

王小凡夸赞妻子厨艺好,还喜欢创新菜式,董欣年莞尔一笑:“我是拿大家做实验。”王小凡立刻跟进:“对,欣年是生物学家,做饭和做实验是异曲同工的。”

有捧有逗,默契无比。

董欣年

美国杜克大学杰出讲座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

分子植物病理学领域的先驱。她的工作确定了NPR1为植物免疫调节剂的主要调节蛋白,并阐明了NPR1转导免疫信号水杨酸赋予病原体抗性的机制;并发现了植物免疫反应是由生物钟调节,以避免与其他代谢活动的冲突。

王小凡

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癌症生物学家。在细胞信号转导、DNA损伤与修复、肿瘤微环境等多个癌症相关领域均有重要发现。目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有肿瘤微环境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以及探索衰老的机制。

以下是这对院士伉俪与《中国科学报》的对话。

爱情:和优秀女性做伴侣是很高兴的事

《中国科学报》:请问王老师,在一些男性朋友连女博士都不敢娶的时候,您的妻子却是一位女院士,有这样优秀的另一半,是一种骄傲还是压力?

王小凡:我们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谈的恋爱,那时不知道未来会读博,更没想过欣年会不会成为女博士。但我当时希望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能够在一起共同努力。欣年是个好学生,我也是看上了她的才。

从男性角度来讲,找一个优秀的女性做伴侣应该是很高兴的事。

两个人都能事业有成的话,长期来看是婚姻质量的很好基础。我还跟我的博后、学生聊过,如果你们的女朋友也在读博,一定要好好地鼓励她,将来才更有共同语言。怕的就是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婚姻遇到了一些挑战,妻子才开始后悔当初放弃自己的事业,这样双方很容易陷入互相埋怨的境地。

《中国科学报》:董老师,您是学霸,又出身学术名门,您为何选择王老师作为自己的伴侣?

董欣年:上大学是我第一次长期离开家,挺不适应的,也不太熟悉社会上的事。

小凡比我大4岁,而且之前做过8年工人。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对社会上的很多事看得比较清楚,而且知识渊博。我很喜欢这种有趣的人,就是他一定要比我懂得多才行。这样才会有说不完的话。

家庭:生孩子不是阻力,而是动力

《中国科学报》:夫妻双方都是事业有成、工作繁忙的科学家,你们是如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呢?

王小凡:这一点我挺佩服欣年的。我们家的家务事其实不少,以前是抚养小孩,现在是赡养老人。欣年的母亲很快就90岁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

欣年白天要管一个大的实验室,忙碌一天回到家,还要想着做什么饭,下次上班前留什么饭给老人。我们在美国,不像国内那么方便,叫一个外卖马上就能送到,都要自己操心。我发现每天思考做什么饭吃,也是一种压力。

但欣年是很乐意在做饭上创新的人,总能开创出一些新鲜的东西。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家每次开party,欣年不仅会准备必做的董氏凉面,还能创造很多新花样。

董欣年:我是拿大家做实验(笑)。

王小凡:因为她是生物学家嘛,其实做饭跟生物实验是有点点像的。

《中国科学报》:董老师的一天24小时里,有多少时间是留给工作的,有多少时间是留给家庭的?

董欣年:不一定,有deadline的时候,需要写论文的时候,我工作时间比较长。但有时候会闲下来,吃完晚饭后我就不工作了。通常我们一周有5天半待在办公室里。

王小凡:一到周末,我们先去家附近的杜克森林长走。走完一起去买菜,去中国店、美国店,两面都买完了。回到家,欣年收拾家,我就洗衣服。

周末欣年会想准备一些大菜,红烧肉、炖排骨等。我能做的就是切肉、剁骨头这样的体力活,这方面我都是熟练工了。其它时候,我就不去打扰欣年的创作,毕竟俗话说得好,“只能有一个大厨”嘛。

刷盘子洗碗是我的活,好像我从小就喜欢收拾,这样会很有成就感。有时候我外出回来,发现洗碗机里的碗盘摆放得不规则,没有发挥出洗碗机的最大容量,我就会重新整理一下。因为做科学的人都有一套路数,到最后做什么事儿都有板有眼。

晚上我们会一起看看电视。欣年喜欢烹饪节目,是李子柒的忠实粉丝。

董欣年:我们睡觉之前都要看书的,Kindle是个非常好的发明。我们现在很长时间不用去书店买书了。

《中国科学报》:你们有没有生活和事业起冲突的时候?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王小凡:要是自己没有控制的话,肯定会造成这种现象。虽然两个人工作都挺忙的,但也不是所有事儿都需要做。否则你接下来的事越来越多,家里的事就做不好了。

董欣年:要量力而行。我看到一些中国的朋友们都很忙,大家能够安静下来思考和生活的时间太少了。一定要学会推掉不必要的事儿。

《中国科学报》: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在孩子较小的时候,你们是如何兼顾工作和生活的?

王小凡:欣年怀孕的时候,我俩都在做博后,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波士顿。

欣年一边写论文,一边承受着孕早期的妊娠反应,这些我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几个月以后,欣年完成答辩,来到波士顿。我们一起去上孕妇课,我特别要学习怎么在生产时帮她用力。欣年进产房后,我也进去陪产,我们拉着手,她能够用劲呼吸,还要monitor孩子的呼吸心跳,老师教的一整套都用上了。

前面两年,我和欣年的母亲先后来帮我们照料孩子。我们知道老人很辛苦,每天一下班,欣年就赶快做饭,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吃完晚饭,我去收拾桌碗。欣年就给孩子洗澡。实际上我们相当累,因为儿子精力特别好,不到11点不睡。第二天他又早早起来,把我们推醒。

但不管有多累,一看到儿子,就会把烦恼丢到一边。作为生物学家,看到孩子成长、学习新东西,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生物学现象,也促进我们思考一些科学的问题。

因为我们尽到了做父母的义务,孩子一直跟我们非常亲。

欣年还常常去欧洲开会,这样我们就得分开一段时间。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她去开会,我就带着儿子去那附近旅游。等她开完会,我们再一起玩。这就把出差变成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孩子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再后来,即便不开会,我们也会特地安排一些家庭出行计划。有几次,我们在美国国家公园的大山谷里穿行,空荡荡的天地间,只有我们三个人,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董欣年:做了父母以后,我们的责任心就更强了,工作上的很多事情,实际上也是为家庭而做的。所以不管是社会、单位还是个人,都不要把生孩子作为一个拖后腿的事情,恰恰相反,孩子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

我想让大家知道,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如果你期待既有家庭又有事业,这是可以做到的。

科研:面对挑战,反而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科学报》:在疫情和国际形势等影响下,今年很多科研人员的留学计划、访问计划和合作计划都受到了阻碍。两位老师有哪些建议呢?

王小凡:在多方压力下,可见的未来几年中,很多机会都会减少。但我想,不同国家之间科学家的合作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加强。科学家有一个特点,如果对某个科学问题感兴趣,就会撇开其它所有的顾虑。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次疫情也证明,即便是线上会议,也能让大家很好地展开交流。

《中国科学报》:中国本土的人才培养能力正在提高,年轻科研人员出国进修的必要性还有多大呢?

王小凡:我不能说“必须”出国,这个词有点过了。但以不同的形式跟国外交流,绝对是有好处的。现代科学的语言仍然是英语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机会出来一下,哪怕是短期访问都会开阔眼界。

比如申请教职的时候,一些本土培养的人才科研能力很好,但在交流技能上多数还是有些短板。我有一次帮助高校招聘教授,发现一些很优秀的本土青年学者,在写申请书时存在很多问题,不擅长突出自己的想法和新意。有一位申请者干脆在申请书里用了两倍行距,似乎是真没什么可写了。这让别人怎么判断你的科研思想呢?

我们人才的硬实力已经上来了,但软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想快速成长为国际领先的领军人才,还是需要接触外面的世界。

董欣年:目前来看,西方的科研体系仍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对人才的教育值得注意。我的博士后回国做了教授,课题组刚一开始的规模,就比我现在的团队还要大。这样他们能给到每个学生的时间就比较少——这是国内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像我们的实验室都不会很大,往往就十几个人,二三十个人的团队已经很大了。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得到老师的帮助自然就会很多。

《中国科学报》:最近中国的年轻人常常把“内卷”挂在嘴边。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心态?科研人员该如何应对“内卷”?

王小凡: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光是中国的年轻人,我们在美国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和欣年有一次在西班牙的时候,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一开动,身边好几个年轻人都拿出了电脑,开始做事情。我就跟欣年聊,过去好多事情,你必须去最发达的几个国家才能做得了,现在不一样了,大多数事情,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学会,都能和你竞争。尽管科研圈的门槛依然比较高,但它也早已不局限于象牙塔里的一小片天地。

这其实是时代的进步,我们不可能去开倒车。但也不能完全靠焦虑和花傻力气去竞争。你要努力做你该做的科研,同时也在语言表达、交流等软实力上下功夫,才更有可能胜出。

董欣年:资源就这么多,蛋糕就这么大,焦虑是没用的。我有时候会跟学生讲,你要把自己做到一个别人需要你的人。比如霍华德休斯研究所招聘研究员,1100个人里只选20多个人。它的标准就是如果缺了你这个人,这个学科是不是就会受影响。

所以,越是在竞争激烈的时候,越不能乱,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怎样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上,让这块蛋糕非得给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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