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之康 温才妃 许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7/3 10: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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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的“中外对话”

 

编者按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日前,由全国5.2万名教育工作者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共同参加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让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成为了与会者的一个共识。应该说,近些年来,本科教育在高校中的受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升,但一直以来,人们都喜欢把中国本科教育与外国本科教育作比较,常常是指出中国本科教育的若干问题,再列以外国本科教育的若干经验与好的做法,以进行学习、借鉴。

诚然,中外本科教育的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本科教育在近些年发展中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本期,本报从招生入口、培养过程以及毕业出口三个方面入手,邀请中外高等教育的相关教育学者浅议中外高等教育的异同,期待读者借此能对中外本科教育的全过程有所了解。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范剑青

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

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院长

卢晓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杨英锐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尹晓煌

美国西方学院终身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招生入口篇

无论是近日江苏省委书记反省教育选拔失败,还是去年北京高考状元说“寒门难出贵子”,其实提及的都是入口问题。打破“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打造优质的本科教育,人才选拔方式是重要的牵引。

然而,分分必较的趋势在近年来并没有削弱,反而加强。尤其是,近年来北京乃至部分省份的高考呈现出一个趋势——高分数段考生尤其集中,分咬分。背后的原因在于考题过于简单。这使得越来越多高分数段的考生不得不转向自主招生,以期获得加分,在竞争中更有优势。

名牌大学竞争激烈现状难改

刘海峰

在中国国情下,不管怎么改革,大学的入口关还是很重要,还是要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比较合适。由于入学考试的存在,中学生的压力大、负担重,这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学升大学,名牌大学的竞争激烈,才会有“玩命的中学”存在。采取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是想完全改变很难。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都有类似之处。东亚国家、地区对名牌大学特别崇尚,所以,无论高考录取率有多高,名牌大学的竞争永远激烈。即便像日本这样,早就进入高中升大学全部录取的时代,但名牌大学的竞争照样激烈。

优质的本科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学里提供教育条件,从师资、校舍到教学过程,大学里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到本科教育中。就入口而言,扩大名牌大学的招生比例,可以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但很显然,名牌大学的招生比例并不是说扩大就扩大的。

这些年,教育部门在人才选拔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我们最熟知的便是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的初衷是招收有学科特长、专长,有特别潜力、所谓“怪才”的学生,而不是给分数段集中的考生增加被名牌大学录取的砝码。

近年来,有些省份出现高分数段比较集中的情况,这与高考命题有直接的关系,命题要拉开区分度,实现正态分布。

并不是所有入口上的改革,都与优质本科教育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近年来,多个省份都在进行的合并录取批次改革,其实是为了打破人为区分的高校身份固化——人们长期形成了本一比本二好,本二比本三好的观念。对于名牌大学而言,学术声望已经在历史上逐渐形成,合并录取批次后,它们并未受其影响。

多尺度、不公布公式更能遴选优质生源

范剑青

美国高等教育在入口选拔的重要特点是,多尺度衡量,且在选拔上没有明显的公式,或不公布公式,或每年修改公式。多尺度衡量、不公布公式能够选到多样优质的生源,给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不同人才,不会把学生的创造力泯灭掉。

美国高校选拔主要看四个方面。

第一,中学成绩。他们从10年级开始算起,相当于主要看高一、高二的成绩,以及中学推荐教师、任课教师的意见。中学生在相当于高一、高二这两年比较“玩命”,高三成绩基本已确定。

高校会通过一两篇短文,考查学生的性格、爱好、人生观等。学生们至少在高中之前都过得比较愉快,分数、功课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有时间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正好与升学多尺度选拔相吻合。

第二,标准考试如SAT成绩。SAT可以考多次,取其中最好成绩,避免一考定终身的现象。不同于我国,将高考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SAT成绩不是唯一标准,而是参考标准之一。

第三,领袖风范、课外活动能力。比如,学生是否是某协会的发起人,对社会是否表现出关爱等。

第四,某一项非常特殊专长。

的确,中国人的名校情结比西方人重,西方人选择一所大学而不选另一所大学,他可能喜欢的是这所大学的某一方面。他们通常不会以分数线论高校,很少有A高校比B高校分数高的说法。他们也看重名校,但更看重自己的专长,因为毕业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更看能力,虽然名校在就业之初有一定优势,但并不是持久优势。

这些年,我国引入很多西方做法,比如大学先修课。在美国,如果中学生先修课上得多,高校会认定他是一名好学生,因此很多优秀学生选择先修课。

先修课对美国优质的本科教育是有正面影响的。一方面,在如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上过先修课的学生,进入大学后的课程总量不变,而是原来在先修课中学过的初等课程可以不选,直接选择更高阶的课程,这样做让优秀学生进入大学后的台阶更高。另一方面,学生选择先修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因为不优秀的学生选不好这样的课程。这也说明了在西方学生表现优秀的方式也是多方面的,而不是按统一的尺度来衡量。

培养过程篇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也都是国外高等教育的突出特点。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中外高等教育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阶段存在诸多差异。比如,虽然中外高校都以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但与中国高校更注重专业教育相比,国外高校更注重学生的兴趣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中国高校多以闭卷考试为主相比,国外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等等。

大学考试,更需“回归常识”

卢晓东

我想谈一谈本科教育中的考试问题。

今年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面对一个之前众所周知的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放水”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也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明确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考试。

高等教育涉及的是“高深”学术。高深学术本身意味着它是比较困难,需要学生有很好的知识储备,也要有认真的学习态度、积极和艰苦的学习投入。同时,高等教育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高校需要在教学中和考试中,让学生有机会到达学术前沿。一流的本科教育,意味着其考试中要有非常前沿,还没有正确答案的考题,我称之为“挑战性试题”。这意味着,本科四年大学不可能100%毕业。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后,我个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从2018年起,所有高校都开始科学、完善地统计和公布毕业率和学位率,必要时进行回溯。目前,教育部学信网的数据,可以支持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率和学位率进行估算统计。美国高校系统统计和公布其四年、六年毕业率,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高校长期的历史记录和年度分析。这一方面,我国在观念上和教育实践中落后,但从现在赶上去来得及。

我们通常说中国大学入学就可以毕业,但每所大学“放水”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缺乏相关数据。如果一所高校本科四年100%的学生都毕业获得学位,这所高校肯定“放水”了。严格来说,四年学位率超过90%是一所高校“放水”的重要指标。大学“宽出”,本质就是质量“放水”,是大学没有承担起社会交给大学教育责任的突出标志。学生一入学就知道这样的指标,学生会意识到他们肯定能毕业,他们是不需要努力学习的。回归这一点,才是“回归常识”。

在美国,只有少数私立文理学院才有四年超过90%的学位率,而这样高的比例,是建立在它们大量小班授课,以及高度精致、高度密集的师生交往基础上。

我个人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针对各高校的微观建议,就是各高校应当逐步将“清考”制度、“补考”制度取消,“清考”“补考”制度都会演变为“放水”制度。

与学分制制度相结合,形成性考试意味着学生学习过程都应当计入成绩。如果学生最后成绩不合格,代表的是整个过程学习不合格,而不只是某一次考试不合格。因此,也就自然没有了补考一说。课程不及格只能重修。回归这一点,才是“回归常识”。

我个人的第三个政策建议是给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教育部。学生如果重修课程,就会涉及课程学分成本问题,这需要三部门重新研究学分制收费。学生重修课程的学分学费应该更高,国家不能用税收补贴不认真学习的学生,其本质是补贴“巨婴”。学生不认真学习,就要自己学会为此承担一定责任。回归这一点,才是“回归常识”。

除以上内容之外,高等教育的考试改革还有更加深入的内涵,例如四川大学正在推进的非标准化考试,其本质是发散性思维考试,一些考试题目没有标准答案,这与培养创新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正在推进百分制向等第制的过度,其本质与创新人才培养有着深入的知识论层面的联系;浙江农林大学正在推进奖学金制度的改革,这些都是当前大陆高校考试改革最前沿的方向。

中美本科教育的学术生态异同

杨英锐

(一)教授应该是知识的化身

本科教育是任何一所现代大学的根本,这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通识。这些年流行的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关于美国大学的综合排名,加权最重的就是本科教育。在大学里,系和学院的概念要重于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因为一般前者才能招本科生。

本科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其中心是课堂。课堂教学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其中心是教授。在美国课堂上,无论是否有终身教职,无论是什么职称系列,教员通称教授,体现了教师的尊严、课堂的神圣以及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教授教书,上本科生的课,在美国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一个大学教授,无分学科,天职就是创造发展人类知识。

心理学告诉我们,心智是个体的。创造知识,尤其是基本理论,经常是教授个体的心智过程。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体验是,这个发展知识的心智工作,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这就是美国大学最为珍视的学术生态。对于本科教育,这个学术生态的状况主要是通过课堂来反映的,体现在教授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无论教学手段如何演化,知识就是知识。对于本科教育,一个教授就应该是知识的化身。教授在课堂上的身影,就应该是其自身知识发展的随形。就此目前而言,美国的本科生比之中国的本科生,一般来说要幸运一些,有较高的课堂受教指数。

(二)中美本科生是一样的

讲一点个人教学经历可以具体说明这个见解。我每年在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的课是小班授课,而在北大和中山大学的课都是百人以上,而且连续讲四个小时。无论是在美国课堂上还是在中国课堂上,在如此授课强度下,学生们没有一个睡觉的。

不同的课,不同的教授,授课方式可以选择。我的课堂里不允许学生使用电脑,中美学生都严格遵守要求。我的课没有教科书,主要是讲演。极少用PPT, 主要用黑板。课程内容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经济学、理论物理和数学等不同学科。所以严格要求学生做笔记,每周收上周笔记作为考核之一。学生的课堂笔记之详略,系统化和书写工整程度,中美学生几无差别。所以我说,中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是一样的。中美学生都有个体差异,层次分级,其分布也是相似的。

可是,我注意到一个区别。我在美国的课上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来自不同学科。而中国的课主要是一个年级,而且是本科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学习最认真。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现实:美国学生受到四年本科教育,中国学生实际上只受到两年半到三年的本科教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深层道理超出了短文范围。

本科教育的改革是中美大学都在面临的议题。美国大学因为是直道领先,改革较为从容,更易“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大学有所谓弯道超车的意向,就要避免“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的对接陷阱,失去本科教育原有的优质部分。

毕业出口篇

在国内,一到毕业季,绝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毕业,踏上新征程。但在国外,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松毕业。踏进大学校门意味着另一段征程开启,学术不诚实、学术表现差、行为适当、出勤问题等,只要触犯其一,稍有不慎就可能得重修或者失去顺利毕业的资格。

比如哈佛大学,2016年仅有56%的学生在四年内顺利完成本科课程毕业,其他很多美国高校的本科生毕业率也都在50%至60%之间。

这样一看,似乎我国高校每年90%多的毕业率显得很高。因此,“严进宽出”成了公众对我国高校的普遍印象,与国外高校本科教育形成鲜明对比。更有人呼吁,我国高校本科教育“出口”当收紧。

但是,国外高校本科教育“出口”真的有上述数据显示得那么严吗?国外型的“严出”就一定适合我国的本科生教育吗?针对我国本科生教育“出口”,我们又该作出哪些调整呢?

解决“出口”问题需从根本入手

储朝晖

国内外学生毕业后的能力、意识是不同的。这与学生自小时起接受的培养方式、思想观念有关。

国外学生从小时起接受的就是个性化教育,在进入大学前就已经培养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点。因此,在进入大学后依然能够努力学习。

而我国的学生一直被教师和家长灌输“只要进入大学就会变轻松”的观念,接受应试教育。因此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找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目标,逐渐变得懈怠。这也是有些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初高中学习成绩优异,但进入大学后表现平平甚至被淘汰的原因。

因此,在我看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的大学是否该“严出”,这只是一种表象问题。其背后真正需要讨论、纠正的是上述对大学教育错误的观念。

当然,严出也是有必要的。并且,这个严出的标准不应该由政府层面来制定统一的标准。我国有着2500多所院校,而院校与院校间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严进、严出更多地要从学校自身的层面来考虑、制定。政府应给予高校更大的自由和权力来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具有各高校自身标准的“出口”。

此外,我们还要明确,“严出”与“严管”是不同的。严出涉及的可能只是毕业、就业等方面严格化的标准和条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过程中就应该抓起的严管。解决高等教育本科生“出口”问题,其实和解决其他高等教育相关问题一样,还是要从管理和评价上解决,从管理者层面入手。让那些真正理解高等教育、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来管理。

大学教育其实很单纯,它不该有太多的功利性,它只是培养孩子成长的地方。

因此,针对本科教育,我们并不一定要模仿或学习哪个国家,我们需要的是承认自身的缺陷,找到自身的问题,探索出适合自身高校发展特色的本科教育之道,如此而已。

探索中国特色的“严出”之道

尹晓煌

以我最为熟悉的美国大学为例,美国有2600多所大学,具有多种类型划分。根据其所有权性可主要划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其中很多世界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就属于私立大学。每所大学的侧重也有所不同,有的侧重科研,有的侧重本科教育,有的侧重专业技能的培训进行社会服务等。因这上述的特性,在美国其高校“出口”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即“严进严出”和“宽进宽出”。

宽进宽出,类似于一种教育的普及、文凭的工厂,学生只要付钱就可以毕业。其缺点在于学校没有信誉,学生在找工作时不具优势。而其优点在于扩大受高等教育的面积,为其提供一定的训练。

而“严出”,根据各个学校的类型、特点的不同,其“出口”究竟严格到何种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无疑美国大学是十分重视“出口”的表现的,学生的毕业、就业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指标,这项指标决定了学校是否达到教学目标。而学生毕业后能否使用人单位满意则影响着一个学校的品牌的建立,影响社会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和评价。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否达到学校对外宣传的要求影响这一所院校的声誉。

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我认为探索出适合中国特色的“严进严出”是很必要的。“严进”通过高考已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在“严出”上,我们还需要下功夫。首先,要建立起严格的管理、规范体系,做到“严管”。其次,建立起紧密的师生关系。通过建立固定的师生交流时间来保证师生间的沟通交流。一名与学生联系紧密的教授或导师能够找出学生个人的问题,为其选择未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提供帮助。第三,各学校要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合理的“严出”标准,而不是所有学校都用一杆秤。

在我看来,“严进严出”不会浪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需要配套的管理体系和规则的保障,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本科教育的“严出”。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王之康 温才妃、见习记者许悦采写,蒋志海制版)

《中国科学报》 (2018-07-03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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