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珉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2/5 8: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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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狂欢背后的冷思考:关键在尺度

 

■本报记者 胡珉琦

2016年春节注定格外忙,两天后的红包发抢量必将妥妥刷新纪录。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6年之交的24小时里,微信红包收发量达创纪录的23.1亿次,2016年0时05分每分钟发出红包数量达到240万个。更不用提,进入年关,微信和支付宝过年红包演习着实攒足了人气。无论你是否愿意参与,“抢红包”都将再占春节关键词的头把交椅。

红包很忙

2016年的红包大战得从1月26日说起。当天下午5点,微信朋友圈推出了“红包照片”功能,照片加了一层雾化、磨砂玻璃效果,好友需要支付红包才能查看朋友圈照片、点赞或评论。于是,朋友圈迅速被朦胧照片刷屏,“现如今,想看清一个人还是得靠钱”“穷得连朋友圈都玩不起了”各种吐槽神句频频出现。

尽管腾讯官方马上回应:“红包照片”仅是限时公测,发布的红包照片也将在当日24点被删除,可以想见的是,此功能在除夕夜正式开放以后,将掀起一场怎样的全民“狂欢”。

而已经成功拿下猴年央视春晚互动平台的支付宝自然也不甘落后,紧接着推出了福卡玩法和小年夜红包演习。

1月28日,支付宝春晚红包玩法“福卡”正式上线,集齐5张福卡,就有机会平分春晚2亿元大红包。但由于其中一张福卡数量稀少,居然出现有人明码标价转让该福卡的情况。到了小年夜的20点和21点,支付宝还进行了两轮抢现金红包与福卡的演习,结果共2016万份现金红包与福卡在3分钟内被网友抢完,总互动次数超过了298亿次。

抢红包的高人气也延伸出了另一种神秘“黑科技”。此前,自动抢红包插件尽管人气很旺,但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作弊行为,且插件存在安全隐患,而遭到诟病。于是,今年这个拼速度的活动开始瞄准优化手机的运算速度和系统通知的速度。简单说,就是让红包显示更快,且开启红包提醒功能。除此之外,还有手机厂商推出智能多屏同时登陆微信和“微信分身”双倍抢红包的功能。让人不得不感叹互联网产品市场的“与时俱进”。

最犀利的“心理学大师”

这种新型红包之所以有着病毒式的传播效应,是因为其本质上就是一场经过精确计算的产品营销,产品经理对于用户心理的揣摩与掌握,让心理学工作者都直呼其为最犀利的“心理学大师”。

中科院心理所教授祝卓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国人的传统中,红包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符号,它寄托了新年祝福和关怀,象征着来年的好运,容易唤起一种集体的情绪。“抢红包就好比婚礼时抢糖果、抢捧花,主要是为了图个热闹和吉利。”

传统的红包一般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才会送出,但现如今,不仅在过节时,各大群上演一轮又一轮的红包游戏,即便在平日里,随手发个红包也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在祝卓宏看来,这是因为红包早已超出了红包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游戏。红包游戏的最大卖点在于“抢”和“猜”。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红包,每个红包的金额有多有少,会拉开档次,于是,有比拼速度的,有比拼金额的,人们能从这种游戏的奖励机制中获得快感。

除了游戏心态,他认为,这种产品形式本身带有强社交性,更是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

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群里,发一个红包能迅速激起一片涟漪,看到那些资深“潜水客”也忍不住冒泡,简直是对发红包者莫大的鼓励,人们甚至会因此与长久不联系的朋友重新建立沟通。即便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一点等同于一杯咖啡价值的微薄回馈,也可以适时表达某种心意,而被对方自然地领会。

不得不承认,真实的货币让本来的虚拟社交增加了一定的实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被迅速拉近。

相较而言,在各种红包形态中,“红包照片”可谓是把营销心理“玩”得最为极致的。

祝卓宏的研究团队在“红包照片”推出后的第一时间就发布了科普帖,其中一个经典的描述是:发一张朦胧暧昧的照片,再配上一句与照片主题差十万八千里的标语,等待有人发红包查看自己的照片。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情窦初开、待字闺中的倚窗少女等待着被关注。

“有多少人肯花钱看我发的照片,意味着我的受欢迎和受关注程度,这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检验朋友圈的‘真’朋友。”他解释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模糊的照片死死抓住了人们的好奇心,每次点击随机展示一小块清晰的部分,又再次勾起人们的窥探欲。大部分用户无非是因为好奇而默默发出了红包,当然,结果多半会后悔。

“人类的这些内心需求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应该被得到尊重。”祝卓宏说,一项技术或者一个产品如果不是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某种需要,是不可能被广泛接受的。“需要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前提是,这种需要获得满足的形式与环境以及道德、法律之间不发生冲突。”

不要只顾低头娱乐

红包游戏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多数人对于这场“全民狂欢”是抱以“玩儿过就行”的轻松心态的,但自从“红包照片”出现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网友认为,微信还是突破了朋友圈的下限,这种带有投机和裹挟性质的游戏,是在助长一种“拜金主义”的风气。

在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看来,这种新型红包本质上还是离娱乐和社交更近,而与金钱更远的。“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互动和交往形式,并不会对人们真实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

“不排除有少数个体是为了借机敛财,以破坏规则的手段抢到更多的红包,这种行为是需要被抵制的。除此之外,没必要对一种大众娱乐休闲方式‘上纲上线’。”陈少峰说。

事实上,不管你是否愿意看到,这已经是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娱乐即本质、娱乐即生活。可即便如此,陈少峰认为,当娱乐遇上互联网,确实也需要人们提高警惕。

一方面,正如有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所言,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人们的精神意识可能发生“孩子气”的蜕化降级;另一方面,由于社交方式的拓展,人们的时间、注意力、情感关注度都必然会分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深度会变浅,因此也才有这样的吐槽“一夜之间,微信红包势头盖过了春晚,赛过了朋友聚会,抢了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风头”。

祝卓宏认为,面对这种时代变迁而导致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关键在于人们对尺度的把握,而这与个体的自我觉察息息相关。

娱乐不能替代严肃的工作和生活,虚拟社交或红包也不能替代对现实中亲人、朋友的祝福、关心和感谢,更不足以维系这些重要的关系。“人们需要判断,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分配多少精力,在娱乐和网络社交中才是最适宜的。”

这个春节,当你低下头时,记得提醒自己:你将看不到你错失的机会。

《中国科学报》 (2016-02-05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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