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天琪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12/26 1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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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捐助体制须破藩篱

 鲍鸥


 

厚宇德

■本报记者 韩天琪

近日,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生物学研究的消息,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媒体纷纷发问:陈天桥为何不把钱捐给中国高校?陈天桥把钱捐给美国,中国科研界是震惊还是遗憾?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反观我国企业和私人捐助科研的现状及体制。

目前私人捐助者少

山西大学教授厚宇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科研投入基本上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企业和私人捐助还未形成一定规模。”这种现状与我国总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私人捐助科研,首先需要资本和财力。而在我国的经济体制当中,私有企业是近几十年才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有了捐助科研的前提和可能。这与我国总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厚宇德如是说。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鲍鸥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相比于西方,中国科研领域的私人捐助渠道和金额都较少,应当看做是历史的发展进程。“私人捐助科研需要一个积累过程。一方面,中国本身的科学技术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富有阶层的人群本身积累时间也不长,中国当前的富有阶层文化层次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鲍鸥认为,面对国内私人捐助科研的现状,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到,富有阶层中有知识的人占多少比例?而其中能认识到基础科学对国家发展意义的人又有多少?“这与我国短时间之内的高速发展以及富有阶层的人群结构都是相关的。”

鲍鸥介绍,在西方社会,捐助科研也是企业回馈社会的一种表现。西方很早就有私人捐助科研的传统,最早是贵族或富商个人对某个学科领域感兴趣,进而进行科研投入。比如近代物理学史上非常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就曾得到私人的捐助,而著名的诺贝尔奖更是私人捐助科学的一个实例。私人捐助国际上声誉比较好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甚至某些著名科学家的学派,也是向社会展示企业形象的很好方式。

科研捐助背后的逻辑

在一个规范的社会环境下,私人捐助科研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正效应的行为。

对陈天桥捐助加州理工大学的事件,很多科学界人士质疑,为何中国的企业家更倾向于捐助美国而非中国?厚宇德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至少有如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我们社会的信用体制正处于一个建设的时代,人与人之间还缺乏足够的信任。其次,我们的科学家有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向社会作通俗的说明?如果这种展示和交流欠缺的话,社会公众和企业家就可能并不完全了解科学家们的科研现状。”厚宇德认为, “企业界是一个行业,科学研究是一个行业,两者之间的沟通不够。科学家应该主动拉近自己与公众的距离。”

这方面一个积极的例子是,上世纪20年代,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克莱因发现在理论物理领域比较难得到国家的科研资助。“他于是着手请来银行家、金融家和实业家,让他们与著名的科学家一起成立协会,互相了解、切磋,阐述自己的想法,从而得到企业和金融界的认可,成功获得捐助。”厚宇德举例说。

建立完善的科研捐助制度

有科学家认为,陈天桥捐助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完善的捐赠体制,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和正当的渠道。

尽管目前国内基金会的数量已经不少,但是其中一些的目标定位却并不十分明确。虽然有很多组织掌握了一笔钱,但是不知道究竟应该做什么,需要怎样做。因此,国内基金会迫切需要努力吸收专业性、独立性的人才加入,为基金会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

武汉大学法学院一名研究人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对于科研领域私人基金的运作,透明度和规范化是基金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虽然基金会是非盈利机构,但是国外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与上市公司差不多,对募集资金的渠道、资金运用与支出、资产投资、人员管理、审计和公示等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信息透明度极高。而国内的基金会,由于法制建设并不健全,所以运作的透明度明显欠缺”。

“我国对私人捐助科研还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利好。比如说,国家可以在税收制度上向捐助科研的企业适当倾斜,作为鼓励企业和私人捐助科研的措施之一。”厚宇德建议。

《中国科学报》 (2016-12-26 第7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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