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海芍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4-16 8: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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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海芍教授: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三思

 
■庞海芍  
 
自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在意大利诞生以来,现代大学经过900多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公认的三大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此观点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一起并列提出,因而引发了国内对大学的第四使命“文化传承创新”的关注。
 
大学理念变迁与功能扩展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大学理念的每一次变迁和功能扩展都带来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极大繁荣,也带来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1962年,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研究发现,从16世纪至20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5次大的变迁,即: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10年~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转移周期大约为80年,科学史界称为“汤浅现象”。
 
从中不难发现,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轨迹与大学的功能扩展及繁荣轨迹基本一致。
 
当历史的车轮步入21世纪,在中国赋予大学的第四功能“文化传承创新”,是否同样会带来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崛起和世界科学中心、文化中心的转移?对中国而言,高等学校要适应新时期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要求,就要履行好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和使命,传承和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大学精神与文化面临的挑战
 
学者张德祥认为,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使命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一是建设好大学自身的文化,即大学文化;另一个是大学对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可以称之为大学的双重文化使命。
 
既然要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那么大学首先要建设好自身的文化,成为优秀文化的代表、创新文化的策源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大学精神和文化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大学文化本应引领社会文化,现实反而是社会文化“绑架了”大学文化,大学文化日益庸俗化。
 
大学的使命决定了大学应该具有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善于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精神气质,大学文化应该是高雅脱俗、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然而,现实却是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文化,急功近利与浮躁之风不同程度地存在,学术不端和师德不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江湖中的争名夺利、大学校园中的官气商气等较为普遍。
 
学者眭一凡将“大学文化庸俗化现象”归纳为四大具体表现:其一, 官本位。即以官为本、唯官是重、唯官是奉、唯官是从、唯官是大,由此导致攀炎附势、权学交易、俯首听命等拜官主义价值取向, 使大学好似官僚体制的附庸而非学术机构。其二,市侩作风。唯利是图、学商不分、急功近利、钱学交易,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横行,本应庄严的学术殿堂渐呈浮躁的“学店”之象,甚至一些学者“把玩”学术于股掌之上。其三, 学术行为不良。学术诚信和科学精神出现危机。其四,犬儒现象。玩世不恭、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和侵蚀。
 
大学精神的独特本质是“求真育人”。大学是以探索、追求、捍卫、传播真理和知识为目的, 继而负有引导社会价值观、规范社会行为之使命, 对人类素质提升、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替代之重大公共影响力、推动力的学术组织。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 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 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 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对理想的呼唤虽然必要,但制度的保障才能长远。“制度”是“精神”与“物质(行为)”的转换器。要想重塑大学高雅的文化品位,必须依靠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
 
过度滥用的量化考核与所谓的“科学管理”,以及落后的管理理念,最终导致大学忘记了自己最基本的使命——求真育人。其背后涉及的深层次理念则是如何看待学术职业者,如何考核作为学术职业者的大学教师。
 
我们知道,大学教师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复杂的专业活动,如何有效管理创造性人才和创造性活动的确是一个世界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用简单的“计件”、“计时”或“统一标准”、“一刀切”的方式去管理不同学科专业、多样性的学术活动显然只会抑制创造力。
 
在此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终身教职的考核为例,有一套系统的理念、组织及制度设计。首先有一套严格的考核程序,一般包括校院系多层次、多群体的评估过程;其次,考核重程序严格、公正、透明,但考虑各学科的差异性不设立统一标准,而由各学科自行掌握;第三,非常重视同行评价,尤其是校外专家对申请人学术水平的匿名评审;最后,残酷的“非升即走”的预备期制度“挤压”出了一个专业素质、学术道德很高的教师群体,他们大多富有专业精神、诚信自律,终身以学术为志业,“无须扬鞭自奋蹄”。
 
相比之下,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考核制度更看重学术水平、更尊重学科差异,其还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在高校中的中心地位,使教师潜心于教学科研。
 
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
 
事实上,大学作为围绕高深知识进行活动的学术机构,一直通过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创新。但是,育人作为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无疑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大学的育人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课程学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调查显示,大学生成长的影响因素中,大学文化等潜在课程影响非常大,高出正式课程收获24.3%。因此,发挥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育人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首先,要努力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素质教育自觉。即大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认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同时,大学要自觉地将文化建设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而不是单纯的“专业”人才。这对广大教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主体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接受的主要是专才教育模式,要承担文化传承创新使命、加强文化育人,对教师的文化素养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次,要正真确立人才培养在大学里的中心地位,真正把育人作为第一要务。如果人才培养、本科生教育在大学里得不到重视,那么素质教育就更无从谈起。因为与一些立竿见影、很容易出成效的工作相比,育人工作是一项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素质教育、文化化人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事业,决不能用世俗功利的标准进行评价和衡量。
 
第三,素质教育理念的真正落实必将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更深层次问题,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更新课程体系与教育内容,转变教学理念及方式方法等,最终还将触及大学管理体制、组织制度的变革。
 
教育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崇高事业,文化育人更是一项无法立竿见影、切忌急功近利的事业。作为大学,我们理应高瞻远瞩,着眼于国家未来10年、30年乃至50年的需要,担当起富国强民、民族复兴的使命。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2-04-16 B3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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