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佳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9-23 8: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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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输了健康,赢了科研又怎样

 
“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3%的人觉得自己“基本没有压力”,而56%的人则认为自己最近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墙上贴的讣告,我也觉得很害怕,但就是停不下来。”
 
张岩(化名)是中科院某局的一位处长,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还在不停地接电话、收邮件、处理同事送来的各种报告和公文。
 
中午下班时,张岩走出办公室,打了几个踉跄。人们这才知道,他今天还发着烧。
 
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倡导科技工作者锻炼身体、强壮体魄。
 
然而,2005年1月22日,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猝死。4天后,该校46岁的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猝死。他们都没能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甚至也没有活过50岁。
 
在百废待兴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跑赢了对手,跑赢了时间,却成了累倒的一代。
 
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疾病凶猛
 
上世纪90年代,一份名为《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的撰写人、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员李力研调查了中科院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134名死亡人口的资料后得出结论: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比全国平均寿命短10岁。
 
2005年,这份惊世骇俗的报告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的批驳,他称李的报告中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的概念,调查样本选取和计算方法都有错误。
 
翟振武等人搜集了中科院18个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2000~2004年间死亡的436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科技工作者的数据,发现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70.27岁,与李力研报告的结果相去甚远;同时他们也调查了在职去世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6岁,与李力研的报告结果一致。
 
翟振武说:“李力研的报告可能没有把退休的知识分子算在内,这是非常可笑的。在职职工肯定不满60岁,他们的死亡年龄当然也不会超过这个数。”
 
然而,在这场学术之争另一端的李力研,却再也没能回应翟振武的挑战。他在翟振武等人的“批驳报告”披露前不久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4岁。
 
李力研的辞世,似乎在用一种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在知识分子中已然蔓延开来的健康恐慌,也并没有因为这场风波的停息而消弭。
 
2008年,中国科协开展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3万多名受访对象中,40.8%的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慢性病,其中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接下来依次是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肝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肺病和癌症。而每3个科技工作者中,就至少有一人存在一种亚健康症状。
 
70岁的赵士洞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没有人会把这个中国著名的生态学家跟疾病联系在一起。
 
“我可是几十年的老病号了。”赵士洞笑着挽起裤管,给记者看他绑在身上的体外装置。
 
从1977年第一次手术开始,赵士洞已经历了5次大手术。长期的野外工作将他的脸庞晒得黝黑,也夺去了他的2节脊椎骨。
 
可他就是闲不住,还是一有时间就要到野外考察。前段时间,赵士洞的儿子带全家去北戴河度假,意在让老爷子休养一下。可到了那里,赵士洞把行李往宾馆一扔,就又独自一人去了附近的山上。
 
“我们怎么劝都没用,他就是太热爱自己的专业了。”赵士洞的老伴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因为手术压迫神经,赵士洞的脚趾痛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一工作起来,他所有的病痛都消失了。”
 
老一辈科学家的治学精神在赵士洞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对那些更加年轻的人来说,赵士洞的人生是否可以复制?
 
生存之上 生活之下
 
在亲戚和朋友眼中,姜山(化名)绝对算得上是少年得志。2007年博士毕业后,姜山顺利地在中科院某所谋到了一份工作。几年下来,他发了不少影响因子很高的SCI论文,职称很快就得以晋升。
 
姜山的人生似乎顺风顺水,刚过30岁就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个可爱的孩子,有房也有车。
 
今年大年初五,姜山从福建老家匆匆赶回北京。“有个项目马上要截止了,得赶快递申请,组织几个老师写的书马上要开碰头会,还有几个项目年后就要结题。”他这样解释自己提前结束的假期。这个春节,他过得并不踏实。
 
姜山的一天是从早晨6点半开始的,他贷款在北五环附近买上了限价房,每天从拥堵的立交桥上蹭下来,到了单位就一头扎在电脑前开始工作。“不忙的话到晚上11点半就可以休息了,不过忙起来也经常得通宵加班。”
 
“我觉得自己生活方面的压力不大,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论文、职称这些。”走上研究岗位之后,姜山很清楚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对于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来说,这似乎又是一种没有退路的选择。
 
姜山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但他手头同时在开展的科研项目却有好几个。“最近两年晋升指标越来越少了,只能不停地接项目,发论文。有些项目我也不是很感兴趣,不过真的没办法。”
 
但长期的伏案工作终于让姜山的健康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没什么大病,但体质明显不如以前了。”他患上了颈椎病,眼睛也经常胀痛,不定期就要去医院,通过按摩和理疗来缓解腰酸背痛等症状。
 
不过,姜山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自己学的专业太冷门,能找到这样一份稳定的科研工作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他也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所里8月份开始组织老师们做工间操,我最近也办了张游泳卡,抽空就尽量去游一会。我还年轻,不能让事业垮在身体上。”
 
我拿青春赌明天
 
李燕(化名)挺着大肚子,吭哧吭哧地爬了4层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这间装着几十个人的大办公室里,李燕的身份有点特殊,甚至连她自己都有点解释不清。
 
李燕既不是学生,也算不上老师。在读博士期间,她的成绩在同学中是很出众的,但因为是女生,在找工作时却遇到了许多阻力。折腾了几个月之后,她的导师决定把她留在组里继续做研究。
 
虽然和姜山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但李燕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她属于“项目聘用的合同工”,和所里签一份劳动合同,参与的项目结题后,随时有被解聘的可能。
 
“压力很大,主要还是同工不同酬吧。”三四千元的月收入并不至于让李燕饿肚子,但这个饭碗她端得却并不轻松。要在两年内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才有资格继续留在这里;而所里的科研岗位编制一年比一年紧缩,也让人觉得有点绝望。
 
不过,李燕很庆幸自己在毕业后就要上了孩子。在某些单位,一个实验室里的女员工怀孕是要排队的,否则大家同时休产假,实验就没有人做了。李燕30岁左右才参加工作,如果再排队排上几年,成了高龄产妇,又要给自己和家人平添许多风险和负担。
 
“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3%的人觉得自己“基本没有压力”,而56%的人则认为自己最近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异兵此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的分配制度导致大部分科研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挤占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加上用SCI论文来考核科研人员工作成绩的做法,使得大量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不敢生病,不敢休息,不敢请假,李燕们还在坚持着,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他们的坚持又能换来什么。
 
《科学时报》 (2011-09-23 A3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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